诸葛亮并不是演义中所描写的“上知天文，下懂地理”的军政两道奇才，而且也不是一出山就成为刘备心腹第一重臣的。要说他最大的才能所在，大概是在政治斗争方面，这就必须要从三大集团的互相倾轧谈起……
刘备手下，最受信任的当然是原从集团，其中，关羽于219年兵败被孙权擒斩，张飞在221年被部将张达、范强所杀，麋竺因为兄弟麋芳投降东吴而“惭恚发病”死去，孙乾在刘备入蜀后不久就OVER了，简雍卒年，史所不载，但也没有他在刘禅朝廷中的任何事迹，估计死在刘备之先。原从集团所剩到诸葛亮时代的，大概只有资格较嫩的赵云和魏延了。
刘备第二信任的，是四川集团，其中，法正死于220年，黄权在刘备大败夷陵后，被迫北降曹魏，许靖和刘巴都死于222年。有分量的只剩下一个生在南阳，但于川中归备的李严了。
这也就是说，刘备死于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刘禅即位，改年号为建兴，当此时也，原从集团已经没落，四川集团有权有势的也只剩下一个李严了。而诸葛亮处心积虑地终于搞掉了李严，才得以总揽朝政。
史载，李严又名李平，刘备病亡，“（李）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为辅政大臣，后又屡次升迁，名爵亚于诸葛亮。但是，在刘禅登基以后，李严的官爵虽然上升，却逐渐丧失第一军事首脑的实际地位。先是诸葛亮亲自统兵南征，根本架空他那个军事统帅，继而李严从永安移屯江州，再以抵御曹真南侵之名兵赴汉中，日益接近诸葛亮控制的中枢政权。等到诸葛亮第三次北伐，更干脆夺其兵柄，只让他押运粮草。蜀道难行，粮草往往不能提前到位，连诸葛亮自己也“每患粮草不继，使己志不申”，现在把这个烫手山芋扔给李严了，李严不出岔子才怪——而且，如果有人正在找你的岔子，想逃可也逃不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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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严之被贬，史书上说：“（建兴）九年春，亮军祁山，平催督运事。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乃废平为民，徙梓潼郡。”乍一看，李严（平）确是罪有应得，粮草押不到前线也就算了，干嘛要骗人呢？干嘛要献谗言召诸葛亮回兵呢？但仔细想想，却感觉疑点甚多——李严何如人也？以一蜀中降将而为刘备重用，使为托孤重臣，诸葛亮也说他“部分如流，趋舍罔滞”，不管其人心术如何，起码才能出众，非庸懦颟顸之辈。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耍出如此拙劣的把戏来呢？正当诸葛亮秉政，后主尸位之际，而能不顾自己亲笔书信还攥在别人手里，就两面大编瞎话，这种所谓“阴谋”，白痴也不会相信！
总之，李严的政治生涯结束了，诸葛亮变成了蜀汉第一重臣，往好了比是霍光，往坏了比是吕不韦（其实也算不错，没拿他比曹操、王莽，因为他终究有擅权之势，没有逼宫之实）。李严品德不好，也许诸葛亮干掉他是正义之举，但使用那种阴谋诡计，终非君子之所为——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政治上，本就没有十足的君子，否则肯定活不下去，千万别把诸葛亮当圣人。圣人只有孔子，所以那老家伙根本无法施展他的政治抱负。
继续，随着诸葛亮的权力稳固，原从集团和四川集团彻底退居二线，荆州帮权倾朝野。总有人赞扬诸葛亮用人唯贤，那么就让咱们先来看看那些“贤”的出身吧——诸葛亮所亲近并一手扶植起来的年轻一代，不外乎继其执政的蒋琬、费祎、姜维，亲如父子的马谡，临终托付以后事的杨仪，以及《出师表》推荐于后主的董允、郭攸之、向宠等。这些人，除姜维是关西降将外，蒋琬零陵人，费祎江夏人，马谡、杨仪、向宠襄阳人，董允、郭攸之南郡人——而零陵、江夏、襄阳、南郡，在汉末同隶属于荆州刺史部，也即他们全都是荆州人，诸葛亮的老乡。原从集团不说了，四川集团名臣济济，又在本乡本土，要说他们的子弟毫无可用者，只好从已经被孙权占领了家乡的荆州人里头挑英才，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因此，诸葛亮之用人，并非或者起码并非全部的唯才唯贤，而是以集团利益为其基础的。他的政治斗争能力一流，是勿庸置疑的。
都说诸葛亮是大政治家，如果这个所谓的“政治”，是指政治斗争的话，我们无话可说，可要说主要指民政的话，恐怕孔明戴不上这顶高帽子。诸葛亮的运补能力不错，当他作为地方民政长官的时候，总是能给前方“足食足兵”，大有萧何遗风。可是这运补能力的背后，是靠合理地统筹安排，以及鼓励生产，还是靠的拼命搜刮，可就谁也不知道了。
诸葛亮终于爬上第一高位，当了整个蜀汉的家，收到的，是一个烂摊子。经济上，《隆中对》里提到“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可是被暴发户刘备一入成都，大赏军功，搞到国库空虚，虽然后来根据刘巴的建议，发放大钱，平准物价，可那只能是权益之计，长久实行，反而象饮鸩止渴一般。政治上，蜀法严苛，据说刚一出台，“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后人解释说，是治乱要用重典。可是诸葛亮治理蜀汉十二年，这些政策没有丝毫改变的迹象，经济上搞到只靠向东吴出口蜀锦来维持，他自己也说“益州疲弊”；政治上一味高压，人才雕零，学术萎缩，连本史书也没有留下——害得身为蜀人的陈寿，苦于得不到足够的史料，竟然写作《蜀书》，是《三国志》中最薄的一卷。一味秉持旧法，毫不应时改变，诸葛亮能算大政治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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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诸葛亮故意维持这种“战时格局”，是为了积聚力量，等北伐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再加以改变的。可是一则最终北伐也没有成功，他就算有这个心，也成了梦幻泡影；二来讲论历史不能靠猜测，没有体现出来的东西就不能说它有，诸葛亮就算把他的长远计划天花乱坠写将出来，也多空想的成分，没有实行，谁也不能说肯定成功，从而给他戴上大政治家的高帽子。
后主建兴三年春（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据说因为运用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策略，“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资治通鉴》还说：“终亮之世，夷不复反”。这历来都被作为诸葛亮治政和用兵高明的一大佐证。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要知道，中国古代的史书，虽然大多数作者的治史态度都比较端正，不会瞎加篡改，但是“华夷之别”的封建观念都是很浓厚的。他们根本不把少数民族当人看，觉得中央政权不把他们屠杀干净，就已经很算是善政了。因此，对于诸葛亮征南中，有过多的溢美之词，是可以肯定的。
南中地区，生产力低下，而诸葛亮才平定它，就“军资所出，国以富饶”，究竟有没有搜刮之实呢？而且夷人真的“不复反”吗？《三国志》记载名臣李恢的事迹：“后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李）恢身往扑讨，锄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这肯定是有大肆搜刮的就不用说啦，查李恢卒于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而诸葛亮则死于建兴十二年，所以这次叛乱，应该是在诸葛亮生前发生的。
还有张嶷的事迹中也提到：“初，越巂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以上两证，可以说明，所谓“夷不复反”，完全是虚构的。现在西南地方部分少数民族，还有“孟获七擒七纵诸葛亮，亮不敢再南侵”的传说存在，可见西南夷实际上对孔明的印象是怎样的。
谈完了政治，咱们再来讲军事。首先先要确定，演义上所谓的“六出祁山”及其过程，十成里有九成是虚构的。从建兴六年到十二年，短短七年间，诸葛亮四次亲统大军北伐。第一次确实出的祁山，因为被张郃击破街亭，“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当年冬天，诸葛亮“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诸葛）亮粮尽而还”，“魏将王双率骑追（诸葛）亮，（诸葛）亮与战，破之，斩（王）双”。第二年，遣陈式偏师攻武都、阴平，郭淮来拒，“（诸葛）亮自出至建威，（郭）淮退还，遂平二郡”，属于策应进兵，不计在内。建兴八年，魏遣曹真等攻汉中，“（诸葛）亮待之于城固、赤阪，大雨道绝，（曹）真等皆还”，属于防御战，而且接触规模很小，也不能算。建兴九年，诸葛亮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兵，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算是撤退时候最辉煌的胜利了。最后是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出斜谷，与司马懿对峙于渭水南岸，最终病死五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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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上就是这样记载诸葛亮北伐的，他屡屡进兵，不仅未能成功，甚至可以说寸土未得。说诸葛亮是大军事家——完全没有成功的例证，怎么证明他军事能力强？何况仔细分析他的用兵，平庸之处，每每毕见。台湾军事史家李震先生说得好：“观诸葛亮用兵，在战略上均只见其正，不见其奇，则无可辩护者，至于演义小说谓诸葛用兵神奇莫测者，乃无根之言耳。”
就以第一次北伐为例。此次北伐，可以说是时机选择得最好的，曹魏以为刘备完蛋以后，蜀中就无人了，根本没有防备，结果被一棒子打懵。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诸葛）亮身率诸军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叛魏应（诸葛）亮，关中响震”，形势一派大好。因此后人评价说，“若（诸葛）亮速进，则三郡非中国之所有也”。可惜，诸葛亮“徐行不进，既而官兵上陇，三郡复，（诸葛）亮无尺寸之功”。诸葛亮行军力求其稳，不肯疾趋，昔曹操“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遂于当阳长坂大败刘备，利有必趋者也；而亮计不及此，死抱住“必蹶上将军”的古训，其与赵括相差几希？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诸葛亮治蜀，不能富国而妄求强兵，其何异于缘木求鱼？况其用兵又实在平庸。南宋陈亮等书生称“孔明以步卒十余万，西行千里，行行然，求与之战，而仲达以劲骑三十万仅能自守，来不敢敌，去不敢追，彼岂孔明敌哉”，认为蜀军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这是诸葛亮善兵的明证。其实战争的成败要依据战略目标是否达成来作判断，诸葛亮的目标是西据陇右，进图中原，他达到目的了吗？他能算掌握了主动吗？一出祁山，张郃直击其必救——街亭，大破马谡，他前功尽弃；二出祁山，曹真料其必出陈仓，使郝昭守之，以逸待劳，又大挫诸葛亮的锋锐；三出、四出，司马懿以坚守之策，教其粮尽自退。由始至终，诸葛亮竭尽心力，却寸步难行；魏劳战之卒少，却收防御战之全功。实际上战争的主动权一直掌握在魏军手里，是以蜀因战益弱，魏被兵不伤，终于有二士灭蜀之役。因此，魏人称“（诸葛）亮粮尽势穷，忧恚呕血，一夕烧营遁走，入谷，道发病卒”，虽语带讥讽，细思却也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