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战的英文是Biological Warfare，英文缩写为BW。使用生物武器（原称细菌武器）伤害人畜、毁坏农作物的一种作战手段。在作战中，通过各种方式投放生物战剂，造成对方广大地区传染病流行，大面积农作物坏死，从而达到削弱对方战斗力，破坏其战争潜力的目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曾利用马鼻疽、炭疽病菌袭击协约国军队的人员和马匹，开了使用生物武器的先例。侵华日军从1935年起在中国的哈尔滨等地大规模研制细菌武器，1940～1942年间向浙江、湖南、河南、河北等省的11个县、市撒布鼠疫杆菌，引起一些地区鼠疫流行。美国及一些欧洲国家也曾研制过细菌武器。美军在侵朝战争中，对朝鲜北部及中国东北某些地区，使用细菌武器数百次。1952年，“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和“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了美军这一罪行，并公布于全世界。
生物武器一般没有立即杀伤作用，但有较强的致病性和传染性。因此，有些外国军队主张把生物武器主要用于战略目的，强调秘密突然地使用在对方广大后方地区，造成对方军民传染病流行，以破坏对方生产和运输，削弱其战斗力和战争潜力，并造成心理上的恐慌。主要攻击的目标是：①军队集结地域，人口集中地区，交通枢纽；②重要的工农业区、牧场、水库、水源及粮食仓库；③军队后方地域、海港、海空军基地、机场、舰队和岛屿；④被包围的城市、要塞等。在外国军队中有人主张，生物武器也可用于战役战术地幅，造成严重的污染区，限制对方的机动。进攻顺利时，一般不使用生物武器，但对设防坚固的孤立据点可能使用；防御中，对进入集结地域的对方有生力量，主要使用潜伏期短的生物武器。
有记载的各种恶毒的例子数不胜数。在18世纪，当时欧洲人正在北美开疆扩土，大不列颠北美总司令詹妮弗·阿莫斯特勋爵曾建议使用天花来“消除”北美的土著印地安人。随后英国人便故意将天花病人曾经使用过的毛毯和手绢散发或留弃到北美的印地安人部落里。这直接导致了天花在俄亥俄河谷的印第安人部落中爆发流行。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臭名昭著的例子莫过于日本的细菌学专家，中将石井四郎所领导的731部队及研究所。在中国东北的范平县，731建立了一个由150座建筑物和5000名研究人员构成的细菌战大本营。自1932~1945年间，仅通过活体实验死在731魔手下的中国军民就达到10000人以上。他们还曾经在中国的11个城市进行过大规模的实地细菌战试验，其中通过飞机播撒的带菌跳蚤每次竟超过1500万只！
盟军在二战中也曾进行过进攻性生物武器的研究。曾在2001年给美国人留下深刻记忆的炭疽杆菌，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在战时的战争储备署主导下进行过研究。只不过当时研制的炭疽弹，因为安全措施不力的原因，难以大规模投入生产。但其间后方已经为美军装配了5000枚含有炭疽芽孢的细菌弹。
世界生物战历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队正式使用生物武器。1915年，德国间谍把在美国港口等待装运到协约国去的牛马，接种了鼻疽和炭疽杆菌；1917年，他们又在美索不达米亚，使协约国购买的4500匹骡子感染了鼻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德国还用飞机在罗马尼亚上空投掷污染致病菌食品，企图伤害城市居民。
中国生物战历史
1932～1933年，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军队建立了细菌战实验室和大规模生产生物武器的工厂，1936年，在哈尔滨扩建为细菌武器研制机构(即731部队)，大规模研制生产细菌武器。
1940～1944年，日军多次在中国浙江的宁波、湖南的常德等11个县市，用飞机投撒污染鼠疫杆菌的跳蚤，造成当地鼠疫流行，先后有1000多人发病死亡；1940年，仅宁波一地就发病99人，死亡98人。
美军及某些欧洲国家也曾研制过生物武器。美军在侵朝战争中，仅从1952年1月28日到3月31日，对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武器即达数百次之多。主要使用飞机投掷死鼠、跳蚤、蚊子、苍蝇、小动物及其他杂物，散布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炭疽杆菌、伤寒杆菌等，引起了朝鲜居民鼠疫、霍乱病的发生。
国际公约
1952年，国际科学委员会经过调查，用8种文字将美军这一罪行写成《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及附件》，并公布于全世界。
中国人民和政府一贯反对生物战。1984年11月15日，中国政府加入1971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制定和通过的《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简称《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并再次声明：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基本精神符合中国的一贯立场，中国是生物(细菌) 武器的受害国之一，中国从未、将来也不会生产和拥有这类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