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星蒙尘-129师旅长仅授衔大校

如题所述

129师新八旅旅长张维翰建国后授衔大校,他曾经的副手王近山、孔先德授衔中将。

张维翰,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和革命武装创建人及领导人、我党统一战线工作杰出贡献者、著名抗日将领;八路军一二九师筑先纵队司令员兼鲁西北行政委员会主任、一二九师新八旅少将旅长、冀南军区参谋长;共和国一级独立自由勋章荣获者。在1939年1月前后129师总兵力只有5万人左右,其中约三分之一的人员隶属于筑先纵队,张维翰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但1955年授衔时张维翰却与那颗将星擦肩而过。

将星蒙尘都是因为一桩52年的冤假错案。

1952年1月,全国上下忽然搞起了来势迅猛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由于他与省军区个别领导关系不很融洽,靠“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创建起来的邯郸军分区被视为运动的重点部门,地主家庭出身的他成了内定的所谓“大老虎”,将他与后来被判死刑的张子善、刘青山一起,集中关进了河北省军区招待所,隔离审查一年多才放出来。轰轰烈烈的一场运动结束,为维护组织上的面子,硬是在审查结论上给他罗织了三个问题:第一,政治上麻痹,放纵反革命分子王傅;第二,在搞生产经营上,擅自用19万发子弹换取粮食,再用粮食折合钱办厂建货栈,不请示、不汇报,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第三,搞铺张浪费,共计970(万)元。并决定要开除他的党籍。

张维翰当然不服,对这莫须有的三大罪名一一加以申辩:其一,经审查,王傅曾带领馆陶县八区民团数十人参加抗战,1940年部队整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新八旅后,王傅编余回家后被组织选任为两面政权的村长,1942年逃亡他乡。因此,他根本不存在所谓包庇 历史 反革命的问题。其二,冀南军区九分区撤销,编入十四纵队时什么也没有留,所谓19万发子弹不知从何而来?解放初地方粮开支权在地方政府,军分区根本无权开支,搞生产经营的经费都是经邯郸地委讨论通过的,他只不过是执行地委的决议。其三,他不搞生活特殊化,任军分区司令员两年多的时间里共报销970(万)元出差及办公费用,怎能说是铺张浪费?

华北军区看了他的申诉书,认为河北军区对他做出的审查结论不属实,不同意开除他的党籍。河北省军区只得将对他处分决定改为“党内撤销职务、行政降两级”。张维翰仍然不服,便到北京,找总政干部部提出申诉。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对他说:“你的案子肯定是错案,但马上就纠正过来,恐怕有困难,只能过一些时间再说。你与其这么在京干等待,不如先去工作。”就选派他去广州当了军体校的副校长。后军体校撤销,军委成立国防 体育 协会,他调任国防体协陆上运动部部长。1958年11月国防体协并入国家体委,他从部队转业到国家体委任陆上运动司司长,直至1963年7月离职休养。

1955年授衔时由于职位关系,张维翰只能被授予大校,而他的许多下属都被授予了少将,中将。

张维翰79年10月11日逝世,其子张胜利带上张维翰生前所写的有关申诉材料赶赴石家庄去找徐深吉将军。徐深吉看完张维翰的申诉材料给河北军省军区打电话:“立即召集省军区党委常委开会,我随后就到,参加你们会议。”就在这紧急召集的河北省军区党委常委会上,做出了对张维翰 历史 冤案进行彻底平反的决定,并上报北京军区党委批准:“张维翰同志当时的所谓三项错误事实,不能构成错误,建议将张维翰的结论和处理全部撤销,予以改正。”

10月27日,追悼会举行,邓小平、刘伯承元帅、徐向前元帅送了花圈。王任重、宋任穷及张震、王新亭、李聚奎、高厚良、徐深吉等近百位将军,段君毅、王从吾等几十名省部级领导干部,则参加了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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