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学经》说:“古时，师有家，师有龄，师有技，师有国。”当汉武帝“废黜百家，尊儒学”的时候，中国古代最早的学派——太学诞生了。国学是中国最高的学府，也是唯一一所以儒家思想培养当代官员的官办机构。
与此同时，中世纪的欧洲国家也建立了自己的大学，著名学者在这里交流思维逻辑，创造出奇妙的火花。
然而，中国书院在适应朝代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弱化。相比之下，欧洲中世纪大学始终屹立在西方精神世界，为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那么，这两种不同历史命运的原因是什么呢?
书院最初的原型是官办的皇家学堂。随着朝代的更迭，许多文人士大夫的地位被削弱，一种不归属感使他们痛苦不堪，于是私立书院应运而生。
如历史上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松阳书院等。宋代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主张恢复白鹿洞书院。他就是朱熹。
据《朱子大君》记载:“此洞是先贤中仅有的一个藏儒、受圣庭恩宠的洞，故有养方之益。”书院的恢复与重建虽然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文人的阅读热情却推动了书院的迅速建立。
隋唐以后，科举制度的建立给了普通人升迁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追名逐利，还是淡泊名利而只读圣贤，都进入了翰林。
然而，随着科举制度逐渐沦为统治阶级巩固地位的工具，书院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属物。如果大家都想扬长避长，而不了解真正的古籍，那我们如何才能纠正这种学术风气呢?可以说，中国古代官制的腐败是书院堕落的间接原因。
与此同时，欧洲进入了中世纪，中世纪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统治阶级的独裁统治。当中国封建制度蓬勃发展的时候，欧洲的工商业也逐渐发展起来。为了与封建经济作斗争，为了向好斗的愚民灌输思想，欧洲中世纪大学应运而生。
中世纪大学建立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专业人才，真正满足社会的需要，为社会所用。欧洲的封建统治者需要雇佣专业人员为他们服务，新兴的城市也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员。
这与中国的书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院校的学生要么是想升职发财，要么是灰心丧气。他们中很少有人能真正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中世纪的大学不只是培养官员，它们还为社会源源不断地输送有用的人才。
由此可见，中世纪欧洲的大学是工商业阶层满足求知欲的场所。没有封建统治的制度，没有功利主义的瘴气，它们只是一种容易学习的时尚潮流，并在中世纪逐渐扩大其影响。
此外，十字军东征也促进了中世纪大学的迅速发展。欧洲十字军东征掠夺了其他国家的土地和财富，但也无形地拓宽了欧洲人的视野。
“十字军东征是一次辉煌的胜利，”华盛顿美国大学研究中心(American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主任艾哈迈德·艾哈迈德(Ahmed Ahmed)说。这场胜利的意义在于，它将欧洲带入了一个更加文明和开放的时代。阿拉伯文化的引入和古罗马文化的复兴将成为欧洲中世纪大学最强大的知识和文化基础。
书院大多是文人自建的，但封建统治阶级逐渐意识到书院在社会中的影响，开始参与书院的经营和管理。中国古代书院的建立，分为官办、私办和私办辅办三种。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学院管理模式。
由于书院不受政府控制，所以民间习俗比较严重。儒学本身就是在道德的基础上建立学术知识，所以在书院中要探索建立价值观念与知识的统一，强调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在相互的交流和争鸣中，产生了许多新的思想，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
学术上公开自由的辩论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但缺乏统一的管理和引导权并没有帮助帝国政府。没有发挥出它真正的价值，这也是它衰落的原因。
在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也是开放和包容的。然而，在中世纪的欧洲，从事新事物最普遍被接受的方式之一就是打仗。中世纪的大学也是如此，它们不断地为自己争取一席之地。最后，中世纪的大学有四种权力，其中之一是教师和学生有参与政治的权利。
这种权力的建立为中世纪大学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最著名的是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这两所大学都采用行会组织的形式，大学机构统一管理。
博洛尼亚大学设立了“学生导游会”，由学生组织，制定规章制度，维护学校的利益。同时，它有一系列的权力，如聘请讲师和决定教学时间。学生们非常包容和自由。
在巴黎大学，“教员行会”从教员中选出最高管理者，也就是现在的校长，然后逐步制定学校的规章制度，这与目前的学校制度类似。
由此可见，我国的书院没有得到统一有效的管理，难以充分发挥其价值。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学不受封建统治者的限制，建立了自己的行政管理制度，使资源配置合理，权力得以保持，大学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
书院在中国古代是文化精神传承的象征，在文明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封建统治者的独裁统治注定无法使书院繁荣。反之，学院的发展受到了政府对学院管理的参与的制约。如果说南宋是书院发展的高峰时期，那么元代无疑是书院衰落的最大推动力。
吴沟曾说:“元代，书院数量增加，但弊端也增加了。”学院的创始人只知道他们是主人的战利品，却不知道他们是在教导主人。学院不再是思想交流的避难所，而是权力的附庸。
到了明朝，朱帝的势力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政府建立太学、郡学和社会学的目的是什么?当然，这是为了将学院牢牢掌握在国王手中。与此同时，书院开始分散和凋零，人们只知道官学，没有书院。当时繁荣的白鹿洞学院最终沦为废墟。
然而，政府设立学校并不是为了获取真正的知识，而是为了传授知识，固化人们的思维方式，这只是为了皇室使用。朱元璋颁布法令:“总有一天，书院院长将是纪律官，所有书院将任命官员。”就这样，他把学院揣进了口袋，供自己使用。他也称之为“启蒙”。
明代统治者对书院的压制，引起了士大夫的愤怒。明朝末年，统治者的权力逐渐放松。明朝的学生聚集在一起讲学，批评朝廷的时事，以发泄他们对统治阶级的不满。但是权力的拥有者怎么能容忍这样的厚颜无耻呢?在几次激烈的压力下，学院最终被推翻。
与中国学院的消亡相比，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似乎一路高升。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老百姓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欧洲中世纪大学固有的斗争精神并没有消失，而是变得越来越强烈。
这种斗争不是为了主权的斗争，而是为了在获得权力的同时充实自己的学术体系，以便更好地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中世纪的大学里，杂乱无章的学术研究已经被系统的学科所取代，每个学科都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方法。当时在中世纪，大学里共有法律、医学、数学、物理、经济学等十多个学科，迅猛发展的趋势无人能阻挡。
除了中世纪大学为主权而进行的社会“斗争”之外，大学内部的学术纷争也十分普遍。这种辩论性教学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中国书院驳斥新思想，但它无疑能培养学生的逻辑能力和探索真知的人文精神，更有利于科学价值观的形成。
因此，中世纪大学不仅培养了知识分子，还为社会氛围注入了新的活力，即科学。科学是宗教信仰的对立面，也是推动西方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它在欧洲文明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与此相反，中国学术界也有过一些“辩论教学”的例子，但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淹没在历史潮流之中。
中国古代的书院和欧洲中世纪的大学都是学习的场所，但它们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其原因在于社会历史背景、管理制度和具体发展历程的不同。
中国的封建统治扼杀了新思想的诞生。科举制度使书院沦为权力的附庸。然而，中世纪的大学是从公会管理系统和高度自治中发展起来的。但两者的价值观、教学方法和内在精神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借鉴意义，值得后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