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治社会中，法律秩序的统一性为正当化事由提供了基础分类。社会相当性作为普遍的依据，为各种正当化事由的区分提供了一种指导原则。为了具体化这些事由，我们需要将其细化为法定和超法规两类。
法定正当化事由源自刑法的明确规定，它们是由法律明文赋予的。例如，在我国的刑法中，对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因此，这两种情况被视为法定的正当化事由。它们的合法性直接来源于法律规定，具有明确的法律效力。
另一方面，超法规的正当化事由则是刑法未直接规定，但根据法秩序的精神推导而出的。如自救行为、义务冲突、职务行为、被害人承诺的行为以及正当业务行为等，由于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它们的正当性需要依据法理和公共利益来判断，属于超法规的范畴。
总的来说，区分法定和超法规正当化事由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刑法的明确授权。法定事由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超法规事由则需要根据社会一般原则和法律精神进行理解和适用。在实践中，这两种类型的正当化事由共同维护着社会秩序和公正。
正当化事由是指行为在形式上与犯罪具有相似性，但实质上不具有法益侵害性，因而在定罪过程中予以排除的情形。具有以下特征：一）形式特征，正当化事由是一种非罪行为，既然不是犯罪，本不应在刑法中加以规定。但正当化事由不同于一般的非罪行为，它在形式上与犯罪具有相似性。二）实质特征。正当化事由虽然与犯罪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但它与犯罪之间存在本质区别，这就是正当化事由不具有法益侵害性。三）法律特征。正当化事由在法律上规定不认为是犯罪，或者虽然在法律上无明文规定，但在司法中不认定为犯罪，因而在定罪过程中应予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