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是春秋时齐国的名臣，他足智多谋，清正廉洁，大公无私，被委任为东阿地方长官。只任职三年，就有好多人四处告状，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包括其手下和身边左右的人，都告晏子治理东阿不力，没有政绩，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齐王召见他说，我也无可奈何，虽然我知道你有本事，但众怒难平，只有罢免你了。晏子很严肃地立下军令状，保证能让齐王在全国听到晏子的好名声。三年后，果如其然，齐王很高兴，大宴群臣，就要提拔重用。这时，晏子向大家说，过去三年，我尽全力为老百姓做实事。修路筑桥，动用民力，整顿社风，那些懒惰的人怪我劳民伤财，那些行为不轨的人不喜欢对他们整顿；因为审理案件时不听权责打招呼，他们来东阿，我也从不迎来送往，搞超规格接待，他们对我意见很大；身边左右的人、还有亲戚里道求我帮忙，我总是公事公办以致他们得不到好处，也非常反感我。整整三年都是这样，谁会有好名声呢？后来三年，我万事不管，一心对上迁就，忙于应酬，也不搞什么实事，身边的人有要求，我都尽力设法满足。三年下来，天下人都说我是一个好官。其实，前三年要惩罚我，那正是我应该受到表彰奖赏，现在要提拔我，正是我应该受到惩罚呀！同一个晏子，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三年，因为作法和效果截然不同，前后评价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实在令人深思。
首先，晏子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干部考核完全是自上而下，由职位最高的齐王一人说了算，“说行就行，说不行就不行”。作为现代的领导干部，与晏子一样，掌握着一定的权力。所不同的是，晏子作为旧时代的官吏，他代表的是君王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全然不顾老百姓；而现代的领导干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老百姓，全然没有自己的利益。因此，对干部的评价，就能以之为鉴，从我们的干部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既不能让少数人定了终身，又不能因为为群众做了事情而误了真正的好干部。要准确考核一名干部，必须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彻底打破由少数人说了算，而应由群众，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说了算。
正常情况下，民意测验得票最多的一般是群众公论好、受欢迎的，但也绝不能唯票选人定政绩。做人和做事是两码事，前三年晏子光做事不管“做人”，而后三年光琢磨“做人”而不去做事，结果前三年“票少”，后三年“票多”，做的事多，得罪人多，“不合格”、“不称职”也就多了；不做事，当好好先生，同流合污，没有不利的名声，既轻松自在，又能重用提拔，只苦了百姓群众，得“优秀”票当然不少。那么怎样才能解除这一怪现象干扰？就在于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要听真话，听逆耳的话，听反对的话，即使反对意见是少数，也决不可轻易否定，只有深入群众，看是不是真正体现和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事实说话，分析社会议论和群众的话是不是一回事，这就决不会被假象所迷惑，决不会被那些恶意散布的流言所蒙蔽。
其次，对干部的行为，要多方位，辩证地看，不能用同一标准评价不同的干部所作的不同的工作，不可听一面之辞或受众口一词的影响。比方说评价独断专行、作风不民主，实际上有可能是事业心、责任感和开拓进取精神强或对下属要求严格。有的因为环境过于困难而工作难见成效，这就要同德才平庸、不思进取区别开来；有的是改革过程中因某些政策界定不明，造成了工作失误，这就要同干部自身素质区别开来；有的注重基础建设，在培植发展后劲，这就要同只求一时政绩而牺牲长远利益区别开来。
另外，第一年反映晏子有问题，应该马上跟踪考察，真是不行，没有本事也没有做正事，政绩也没有，早就要指出其存在的问题，肯定其优点，可以让他到合适的岗位上去，以适得其所。真是行，尽全力做正事做实事，政绩突出，就不该有罢免决定。决不能因为告状的人多了，对他的印象不好了就随便作出决定。
评价干部是一面旗帜，选拔任用干部主要依靠对干部本身的评价，这项工作鲜明地反映着领导者的意图，有时正反映出用人现念、用人路线、用人标准甚至是个人好恶、亲疏恩怨、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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