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隶书又名佐书、分书、八分，因盛行于汉代，所以又叫汉隶，它是由篆书圆转婉通的笔画演变成为方折的笔画，字形由修长变为扁方，上下收紧，左右舒展，运笔由缓慢变为短速，从而显示出生动活泼、风格多样的气息，给书写者带来很大的方便。隶书分为秦隶和汉隶。秦隶指战国、秦至西汉初期的隶书，又叫古隶。古隶的起源，说法颇多。从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秦隶产生于战国时期，从四川青川县出土的战国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的“木牍”上出现的隶书早期形迹看，减损大篆的繁琐笔画，字的形状由篆书的长方变为正方或扁方。虽然它的结构还带有篆味，但已出现隶书的雏型。到了战国末期，这种雏型隶书已普遍使用。从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二五六年）的《秦简》图一看，这种似篆又似隶的字体，逐渐体现出了字形的简洁明了、线条的活泼规范。在出土的战国至秦的大量木牍、竹简和帛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由篆书演变成隶书的漫长过程。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便于统治，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其中的一项便是《书同文》。由秦朝宰相李斯、中书令赵高等在战国文字的基础上加以整理，统一了作为全国通行的官方文字——小篆。小篆比起前朝文字，在线条、结构、字形等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在运笔方法上还是圆转悠长，仍未完全摆脱象形的意味，书写速度较慢。由于当时官狱繁多，军事、官府文件、公文往来频繁，经常需抄写大量的文书，省繁趋简便成了当时社会对文字改革的迫切要求，而隶书作为一种便捷的书体，在社会下层中广泛流行。卫恒 《四体书势》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求人佐书，曰隶字……。隶书者，篆之捷也。”便是明证。这里暂且不去考证隶书的发明者是谁，因为一种字体的产生决非个人的力量所能创造，也绝非一个时期所能完成，它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实际的需要而逐步形成的。从汉字几千年的发展史看，如果把象形文字至秦小篆划为古文字，那么我们把隶书和一直到今天使用的楷书，都归为今文字。因此，隶书上承篆书之规脉，下开楷行之基础，在我国文字和书法发展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无论从实用性或艺术性方面看，它的出现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它是我国汉字演变中的一次重大变革。由于西汉初期的制度承袭秦制，在文字方面也不例外，因而西汉早期的隶书与秦代的隶书无较大差别。它既有秦代的书法特点，又为东汉时期的隶书形成奠定了基础，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从西汉《长沙马王堆帛书》、《居延汉简》分析，笔画已有简化，篆书味也有减少，字体趋向平衡，而用笔的提按顿挫，线条的波磔变化，结体的纵横势态，比秦代的隶书更为明显。相对来说，较多地流露出书写者的天真和质朴，然而在书法技巧上还不够成熟，不是典型的隶书。西汉中期至东汉，隶书渐臻完美，尤其在东汉，由于统治阶级采取了一些较为明智的政策，整个社会经济繁荣，文化艺术也随之昌盛，树碑立传之风大兴，涌现出了大量技艺精湛、风格鲜明的优秀碑刻，从而隶书发展成为正规而又富于艺术性的、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书体。我们通常所说的汉隶，主要是指东汉碑刻上的隶书。它们的特点是用笔技巧更为丰富，点画的俯仰呼应、笔势的提按顿挫、笔画的一波三折和蚕头雁尾及结构的重浊轻清、参差错落，令人叹为观止。风格多样且法度完备，或雄强、或隽秀、或潇洒、或飘逸、或朴茂、或严谨，如群星灿烂，达到了艺术的高峰。《乙瑛碑》、《石门颂》、《礼器碑》、《孔庙碑》、《华山碑》、《韩仁铭》、《曹全碑》、《张迁碑》）等东汉碑刻，是成熟和典范的标志。魏晋以后的书法，主要是草书、行书、楷书的形成、发展和成熟时期，许多书法家的主要精力大多用在楷、行、草书上，但隶书并没有被废弃，此时的隶书在用笔上逐渐掺入楷法，失却了汉隶的古朴和灵秀，趋向整齐呆板，结体用笔千篇一律，到了清代，隶书在碑学复兴的浪潮中得到了重振和发展，出现了许多书法大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形成了隶书艺术的第二个高峰。如桂馥、邓石如、伊秉绶、赵之谦、何绍基等。特别是桂馥等人，是倡导、学习和继承汉碑的先驱，并在继承汉隶的基础上又加以创新，成为清代书法艺术的主流和热门之一。特别是近百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了大量的春秋战国至汉代的木牍、竹简、帛书的墨书真迹，使我们有幸亲睹古人笔法，为研究古人法度，学习古人书艺，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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