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转兵“的含义和历史意义如下：
一、”通道转兵“的含义：
在这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1934年12月12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后，在毛泽东的极力主张下，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李德、博古仍坚持去湘西的计划。
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挽救危局。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方针。李德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提早退出会场。
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12月13日，中央红军在通道境内突然改变行军路线，分两路转兵西进贵州。
二、”通道转兵“的历史意义：
通道转兵，对于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命运都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转折。正如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书中指出的：“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正式通过决议，放弃向湘西前进计划，改向黔北挺进。
从此可以看出，没有通道转兵，就没有贵州的黎平会议。因此，通道转兵不仅挽救了3万多中央红军，还为黎平会议和以后的遵义会议召开奠定了基础，同时，“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此次转兵是红军长征中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转折，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
扩展资料
在长征中，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长征途经湖南怀化的通道境内时召开了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史称通道会议。当时因情况紧急，此次会议的召开又是在行军路上进行，人称“飞行会议”，史书上没有详细记载，是鲜为人知的一次重要会议。
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李德、博古认为“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会后，中革军委于当日19时半下达了“万万火急”的《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见行事，电令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应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同时寻机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
野战军司令部在13日《我军进入贵州动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我军以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4日，野战军司令部给二、六军团的指示重申：“我西方野战军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北上。”要求活动于常德一带的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通道会议研究了军事问题，虽然没有就战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从而为尔后黎平会议决策红军战略计划转变，作了必要的准备。
参考资料来源：新华网：神奇的通道转兵，战略转折的先声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通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县恭城书院召开了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史称“通道会议”。这次会议促成了历史上著名的“通道转兵”，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历史意义：
1、在危急关头，促成了通道转兵，甩开了敌军的围堵，使中央红军免于灭顶之灾，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并为后来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2、通道会议研究了军事问题，虽然没有就战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对尔后召开的黎平会议解决这个问题起了促进作用，创造了条件。
3、开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此次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转折，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扩展资料：
通道会议的会议过程：
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李德、博古认为“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说：“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会师。”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但李德、博古仍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原定计划。这次会议虽然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但由于中央领导层中意见不统一，故未能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
会后，中革军委于当日19时半下达了“万万火急”的《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见行事，电令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应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同时寻机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
野战军司令部在13日《我军进入贵州动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我军以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4日，野战军司令部给二、六军团的指示重申：“我西方野战军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北上。”要求活动于常德一带的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通道会议研究了军事问题，虽然没有就战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从而为尔后黎平会议决策红军战略计划转变，作了必要的准备。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毛泽东为什么力主通道转兵
1934年12月12日，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通道境内时，曾召开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通道会议”。会议采纳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改变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史称通道转兵。
历史意义：
通道会议是中央红军在面临危机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从危机中挽救了3万多中央红军。正如刘伯承同志在《回顾长征》一书中指出的：“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从此可以看出，会议的历史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通道转兵，没有通道转兵，也就没有贵州的黎平会议。因此，通道会议不仅挽救了3万多中央红军，还为黎平会议和以后的遵义会议召开奠定了基础。
同时，“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此次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转折，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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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1933年5月，国民党纠集50万兵力向红军中央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受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中央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虽经浴血奋战，终未能打败敌人的“围剿”，反而丧师失地，形势恶化。
1934年5月，中央红军主力决定撤离根据地。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于7月下旬退出湘赣根据地西进。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进行战略转移决策的情况下，红六军团奉命西进是带有探路的性质。
从江西遂川出发突围西征，进入湘西与红三军（后恢复二军团番号）会合，发动攻势，牵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一方面军）长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于都与福建的长汀、宁化出发突围长征。
1934年12月1日，战斗达到白热化程度，敌人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红军将士用鲜血死守渡口，至当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
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血的事实，宣告了“左”倾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王明路线的怀疑、不满以及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待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之后，蒋介石加紧了兵力部署，一方面调集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绥宁、武冈、芷江、会同、靖州一带，部署了一道严密的袋形防线。一方面电令湘、桂、黔地方军阀分兵堵截合围，企图全歼中央红军。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通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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