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小说《围城》，1947年出版，至今已六十年矣。一个甲子的时代变迁，书中人物却依然光彩照人。《围城》对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挖掘，就是放到今天，似乎也恰如其分。历久弥新，经典之所以称之为经典，时间或许是检验的标准之一。
小说的主人公是方鸿渐，另外还有赵辛楣、高松年、李梅亭、孙柔嘉等重点塑造的形象。对这些人物形象进行分类，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他们的性格特征，更好地欣赏这本现代的《儒林外史》。本文把《围城》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分为三类：政客型、实用型、迂腐型，分别予以分析。
一、 政客型
自古以来，官本位的思想已经深深镌刻在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心中，学而优则仕似乎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最佳选择。热心仕途的知识分子，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如屈原、杜甫、陆游、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完全是从天下苍生的福祉出发；还有一类则纯粹是想当官，把当官看作牟取财富名利的途径。对于他们来说，读书是手段，科举也是手段，知识分子的称谓只是一件华丽的外衣，他们最热衷的是官位。在《围城》中，赵辛楣、高松年就是这类政客型知识分子的代表。
在和方鸿渐的一次争论中，赵辛楣语塞，“幸而他知道外交家的秘诀，一时上对答不上来，把嘴里抽的烟卷作为遮掩的烟幕。苏小姐忙问他战事怎样，他便背诵刚做好的一篇社论，眼里仍没有方鸿渐。”①赵辛楣对“外交家的秘诀”运用娴熟，可以即席背诵一篇“社论”，可见其政治“修养”到了何种地步。
赵辛楣放弃在上海的报社工作，转而到三闾大学教书，他说：“教书也可以干政治，你看现在许多中国大政客，都是教授出身，在欧洲大陆也一样……干政治的人先教书，一是可以把握青年人的心理，二可以训练自己的干部人才，这跟报纸的制造舆论是一贯的。”②无论办报还是教书，在赵辛楣看来目标都一样，都是“干政治”。赵辛楣的这段话，把先教书、再从政的理由讲的直接明了。
再看看小说中另外一位重要人物高松年。作为三闾大学的校长，高松年在教员聘用、干部任命等人事安排上，充分展示了他平衡各派势力的政治手腕。高松年下聘书给李梅亭，聘请他当国文系主任，可没想到汪处厚的侄儿在教育部当次长，发了话。高松年权衡利弊，就把国文系主任的位置给汪处厚了。可是对李梅亭如何交代？面对这一难题，高校长走为上计，采取回避战术。李梅亭刚到，国文系就弄了个接风宴会。李梅亭开始还挺高兴，大赞国文系的人知书达理。没想到这么重要的宴会，高松年却故意不出席，而由汪处厚唱主角。在宴会上，众人皆称汪处厚为汪主任，汪处厚也俨然以主任自居，致辞道：欢迎新成员的加入！这个接风宴会，实际上成了逼迫李梅亭接受既成事实的会议。高校长的政治手腕，不可谓不娴熟。
接下来是处理方鸿渐聘用的事，高松年干脆来个撒谎的招数，把责任推给那个他根本没写的信——“‘咦！怎么没收到？’高松年直跳起来，假惊异的表情做得惟妙惟肖，比方鸿渐的真惊惶自然得多；他没演话剧，是话剧的不幸而是演员们的大幸。”③
高校长的政客型特征，还表现在极强的适应能力，可以说是左右逢源，八面玲珑。“高松年研究生物学，知道‘适者生存’是天经地义。他自负最能适应环境，对什么人，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今天政治学会开成立会，恭请演讲，他会畅论国际关系，把法西斯主义跟共产主义比较，归根结底是中国现行的政制最好。明天文学研究会举行联欢会，他训话里除掉说诗歌是“民族的灵魂”，文学是‘心理建设的工具’以外，还要勉励在座诸位做‘印度的泰戈尔，英国的莎士比亚，……后天物理学会迎新会上，他那时候没有原子弹可讲，只可以呼唤几声相对论，害得隔了大海洋的爱因斯坦右耳朵发烧，连打喷嚏。此外他还会跟军事教官闲谈，说－两个‘他妈的’！那教官惊喜得刮目相看，引为同道。”④高校长的“博学”，善变，简直令人叫绝！在高校长的领导下，三闾大学办学不到一年，就“已经给什么‘粤派’、‘少壮派’、‘留日派’闹得乌烟瘴气了。” ⑤
我们看赵辛楣、高松年这类人物，他们有强烈的权力欲，性格上集教授、官僚、演员于一体。关于这类政客型知识分子产生的过程，作者有一段十分直白的评论：“中国是世界上最提倡科学的国家，没有旁的国家肯这样给科学家大官做的。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理科出身的人当个把校长，不过是政治生涯的开始；从前大学之道在治国平天下，现在治国平天下在大学之道，并且是条坦然大道。”⑥从大学走向政坛，教授变成政客，这条“坦然大道”，就是今天所谓“大学之道”。 政客型知识分子的产生，就是遵循着这条道路。
二、实用型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就有“入世”和“出世”之说，但是真正能超然物外、不涉红尘的，着实没有几个。人脱离不了现实，“入世”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选择。这类实用型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是具体的生活，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在《围城》中，李梅亭、苏文纨、孙柔嘉是此类知识分子的代表。
在去三闾大学的路上，李梅亭为了车票的事，大胆地找妓女李美玉帮忙。这一突破性举动，说明李梅亭颇懂实用变通之道。对于交涉费用问题，李梅亭毫不含糊，直截了当地提出：“临走时，李梅亭说妓女家里不能白去的，去了要开销，这笔交际费该如何算法，自己才已经赔了一支香烟。大家担保他，只要交涉顺利，不但费用公担，而且还有酬劳。”⑦李梅亭的对“一支香烟”的耿耿于怀，其性格可见一斑。
刚到三闾大学，李梅亭还没有当上系主任，就开始卖弄其系主任的价值。听说方鸿渐要教国文，“梅亭狞笑道：‘教国文是要得到我许可的，方先生，你好好的巴结我一下，什么都可以商量。’”⑧结果出乎意料，李梅亭没有当上国文系主任。他冲到校长办公室大闹，“直接闯进来，咆哮得不成体统。……纠缠了半天，他说除非学校照他开的价钱买他带来的西药。”⑨李梅亭提出让学校买药的解决方案，可谓绝妙！后来他当了训导长，对学校职工赌博颇有意见，批判起来声色俱厉。可是被人拉去赌了几次，赢了钱，就什么也不说了。李梅亭对物质利益的关注、计较，令人印象深刻。
另外两个人物苏文纨、孙柔嘉的实用主义与李梅亭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两个人在小说中前后变化相当之大。苏小姐开始所展示的大家闺秀的矜持，加上留洋博士的尊崇，让人简直有些敬畏。但到最后，竟然带起私货来。“赵辛楣道：‘她每次飞到重庆去，总带些新出的化妆品、药品、高跟鞋、自来水笔之类去送人，也许是卖钱，……她才会经纪呢，她刚才就劝我母亲快买外汇。’”⑩那个坐在船上孤芳自赏的苏文纨不见了，李梅亭赚钱的招数，她倒是不学自通了。
孙柔嘉开始给人的印象，只是一个文静的弱女子。但结婚后的孙柔嘉，简直像换了个人。她不再小鸟依人，“伸手拉鸿渐的右臂，仿佛求他保护。”11孙柔嘉听不进去方鸿渐的长篇大论，觉得那些都是陈词滥调，于现实无益。她以实用的眼光重新审视身边的这个男人，开始愤然表达自己的不满，言辞一天天激烈起来。孙柔嘉不愿意去方家，也很少回父母家，倒是到姑妈家跑得勤快。此种嫌贫爱富的势利行径，让方鸿渐愤慨不已，但孙柔嘉本着实用的原则，依然我行我素，这更激发了夫妻之间的矛盾。方鸿渐和孙柔嘉的感情破裂，说到底，是因为经济问题。我们看看孙柔嘉的不满：
“‘你们方家真是大家！有了这许多亲戚有什么用？’她敷衍过几次以后，顾不的了，叫李妈去接电话，说她不在家。”12
“柔嘉坐下去，拿起报纸，道：‘我理了你都懊悔！你这不识抬举的家伙。你愿意挨饿，活该，跟我不相干。报馆又不去了，深明大义的大老爷在外面忙些什么国家大事呀？到这时候才回来！家里的开销，我负担一半的，我有权利请客，你管不着，并且，李妈做的菜有毒，你还是少吃为妙。’”13
方鸿渐和孙柔嘉的家庭结局，让人不由联想起《伤势》里的涓生和子君。孙柔嘉虽然牢骚不断，但是她知道务实地处理生存问题，以似乎有些强悍的姿态走自己的路；而《伤逝》里的子君，则把压力和不满变成内心的痛苦，最终悲惨地死去。“生存竞争渐渐脱去文饰和面具，露出原始的狠毒。廉耻并不廉，许多人维持它不起。”14读书人诗情画意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最终让位于柴米油盐的实用主义。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现实，向实用型转变。在《围城》中，李梅亭早已是实用型的极端，苏文纨、孙柔嘉则可以说是转型成功。
三、迂腐型
关于迂腐型知识分子，通俗点说，就是书呆子。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思想脱离实际，缺乏基本的交际能力，言行显得不合时宜。他们有理想有憧憬有个性，但似乎生错了年代，没办法协调个性与社会的矛盾，生活在与现实的不断冲突之中。方鸿渐就是此类人物的代表。
方鸿渐回国后的经历，可以说是节节溃败。其失败的根源，最主要的，当然是社会环境的原因。当时国家处于战乱时期，《围城》中的所有人，无不承受着社会动荡之苦。不然，苏文纨、赵辛楣也不会远离上海跑到重庆，三闾大学也不会办到那么偏僻闭塞的地方。客观环境是一个因素，但就方鸿渐个人来讲，他的三次重大挫折，无不和他的迂腐型性格有关。
先说爱情的失败。方鸿渐对苏小姐的模糊态度，成了爱情的绊脚石。“苏小姐只等他正式求爱，心里怪他太浮太慢。他只等机会向她声明并不爱她，恨自己心肠太软，没有快刀斩乱丝的勇气。他每到苏家一次，出来就懊悔这次多去了，话又多话了。他渐渐明白自己是个西洋人所谓‘道义上的懦夫。” 15方鸿渐没有处理好与苏文纨、唐晓芙的关系，在这一对表姐妹之间穷于应付。结果，苏文纨釜底抽薪，方鸿渐的爱情一夕之间灰飞烟灭。
事业的失败。方鸿渐虽无学位，但其能力在三闾大学也不是最差的，何况三闾大学也不是完全靠真才实学的地方。韩学愈不也是克莱登大学毕业的么！方鸿渐的问题是缺乏基本的人际交往技巧，和同事、领导的关系处理得非常糟糕。在三闾大学，除了赵辛楣、孙柔嘉，他一个人都合不来。结果赵辛楣一走，他马上就没有立足之地。
家庭的失败。方鸿渐和孙柔嘉回到上海，经济拮据。孙柔嘉的姑妈陆太太是唯一可以帮助他们的人，方鸿渐却骂人家是资本家的走狗，视如仇敌。到最后，陆太太竟然成了方鸿渐家庭破裂的导火索。客观来讲，为亲戚关系计，为生存计，方鸿渐对陆太太即便不去殷勤奉承，至少可以保持和平共处。
方鸿渐在爱情、事业、家庭的失败，充分暴露了他的迂腐型性格与现实的矛盾。他似乎游离与社会之外，处处显得不合时宜。刚回国的风流倜傥，经过这一系列打击，转变成无限的失望。他的失望、郁闷、沮丧，在小说中不断深入，层层推进。在香港见到苏文纨以后，方鸿渐感触道：“一年前跟她完全是平等的。现在哟，她高高在上，跟自己的地位简直是云泥之别。就像辛楣罢，承他瞧得起，把自己当朋友，可是他也一步一步高上去，自己要仰攀他，不比从前那样分庭抗礼了。鸿渐郁勃得心情像关在黑屋里的野兽，把墙壁狠命的撞、抓、打，但找不着出路。”16方鸿渐与社会走得越近，反而感到距离越远。“鸿渐为洽巴狗而发感慨，一半是真的。正像他去年懊悔到内地，他现在懊悔听了柔嘉的话回上海。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条微生虫，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搁它在显微镜下放大了看的。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17到最后，方鸿渐简直有些崩溃了，他说：“亲戚瞧不起，朋友没有，太太—呃—太太容易生气不理人。有条狗对我摇摇尾巴，总算世界上还有件东西比我都低，要讨我的好。”18
方鸿渐和前面提到的实用型知识分子相比，可以说是到了另一个极端。实用型知识分子面对现实，选择的是屈服、迎合、甚至是投机钻营；而方鸿渐这类迂腐型知识分子选择的是执拗、顶牛、顽固抵抗。方鸿渐每每以调侃的口吻挖苦周围的不如意处，恰恰说明他内心深处与现实的对立。迂腐型知识分子产生的根源，主要是因为缺乏社会实践，造成心理上某种程度的自我封闭，个体与社会的严重脱节。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书斋外面的世界他们似懂非懂。《三国演义》里的弥衡，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大都是此类。
《围城》的这些人物类型，向我们展示了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一年后的方鸿渐，已不是刚回国的方鸿渐；一年后的赵辛楣、苏文纨，也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想来李梅亭在青春年少时，也可能是另一副面孔。社会动荡，战乱四起，生存的焦虑早已弥漫在每个人的心头。《围城》带给读者的一大启示是：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谁都无法避免政治、经济问题的困扰。小说中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说到底客观社会环境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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