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讼理念在中国古代的形成和发展，得益于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首先，封闭的地理、政治和法律环境是其关键。"华夷之防"的文化观念强调了典章制度的优越性，使得其他民族倾向于接受而非挑战。古代的法典，如《法经》、《唐律》和《明清律》，都是封闭的，国家机构设置如六官、六部等，也体现出这种封闭性。其次，农耕文明的特性在法律和政治上也起着重要作用。农业的季节性要求法律与天时相符，而农耕生活使法制相对简单，农耕文明的稳定性影响了法律传统，减少了诉讼需求。
小农经济和重农抑商政策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汉代的抑商政策明显，对商人进行经济和政治双重打击，导致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诉讼需求自然减少。再者，宗法文化与宗族制度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嫡长子继承制和宗族伦理维护了家庭和社会的秩序，使得诉讼在宗族内部纠纷中并不多见。
思想文化根源上，中国古代崇尚和谐，法自然的观念深入人心。儒家的“和为贵”和道家的“道法自然”都强调了和谐的重要性，无讼成为这种和谐理念在司法领域的体现。最后，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将国家视为大家庭的延伸，诉讼被视为“父母官诉讼”，这使得息讼、无讼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避免了诉讼带来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影响。
综上所述，古代中国无讼理念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封闭的法律环境、农耕文明的影响、经济政策、宗法文化、思想观念以及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都促进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使得无讼成为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
“无讼”一词源自孔子语：“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 颜渊》意思是我审判案件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我的目标在于使人们不争讼。无讼现象是在古代中国很有影向法律诉讼观念，甚至时至今日它还在广大的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着。简言之，就是说，人们在发生纠纷时不主张利用诉讼法律来解决问题，而是利用传统的伦理道德等观念来调节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