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项羽之死最权威的著作当属《史记》，然而《史记》中关于项羽之死的记载却前后矛盾，让人莫衷一是。这里包含两个问题：其一，项羽死在何处？其二，项羽是如何死的？ 一、项羽是在何处：乌江还是东城？ 《史记·项羽本纪》云：“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皆是。故分其地为五：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涅阳侯。” 后人多数根据这个记载，认为项羽就是在乌江自刎而死。唐代著名诗人杜牧曾有诗《题乌江亭》云：“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杜牧认为项羽完全有能力“卷土重来”，可惜他缺乏“包羞忍耻”的男儿本色，贬斥中带着些许同情和怜悯。这个记载至少说明，项羽死于乌江在唐代时已经广为流传。至宋代，王安石《乌江亭》云：“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李清照《夏日绝句》云：“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陆游《项羽》云：“八尺将军千里骓，拔山扛鼎不妨奇。范增力尽无施处，路到乌江君自知。”从诗中描写看，王安石，特别是李清照、陆游等人均相信项羽是死于乌江。 然而，就在同一篇文章里，即《史记·项羽本纪》里，却出现了这样的说法：“太史公曰：······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寐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按照这种记载，项羽就不是自刎于乌江，而是“身死东城”了。东城何在？即今日安徽省定远县，距乌江尚有120公里之遥。 我们不禁要问，在同一个人写就的同一篇文章里，作者刚说项羽“自刎于乌江”，马上又说项羽“身死东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如果“乌江”与“东城”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司马迁作为一个以严谨著称的历史学家，岂不是太草率了吗？为此，我们不得不再看看《项羽本纪》中的其他记载。 《项羽本纪》还记载：“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馀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馀人耳。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按照这个记载，项羽夜里冲出包围后一路向南疾驰，天亮时汉军才发觉，于是派灌婴率五千人追赶。项羽渡过淮河到达阴陵后迷了路，问路时被一个农民骗了，陷在了大泥塘里，这样才被灌婴率领的追兵赶上了。项羽再率兵向东，至东城时身边只剩下二十八个人了，而灌婴带领的士兵有数千人，于是“项王自度不得脱”。这段记载在《项羽本纪》中居于项羽自刎乌江之前，与后文“太史公曰”那一段的说法相一致。也就是说，在《项羽本纪》中，关于项羽死亡的地点，司马迁共有三个说法：（1）项羽在东城被灌婴追上而自度不得脱；（2）项羽自刎于乌江；（3）项羽身死东城。据此，我们无法判定项羽到底死于何处。 有专家认为，项羽“自刎乌江”与“身死东城”实为一说。秦汉时期，乌江以亭制隶属于东城县。据《舆地广记》载：“乌江本秦东城县之乌江亭，项羽欲渡乌江即此。”《太平寰宇记》称：“乌江县本秦乌江亭，汉东城县地。项羽败于垓下，东走至乌江，亭长舟待羽处也。”又：“晋太康六年始于东城县界置乌江县。”由于乌江亭曾属东城县，后来乌江县又置于东城县界，后世许多著名诗人，在他们的诗文中都以“东城”旧称代名乌江。由此可知，《史记》所说的“自刎乌江”，是对项羽死地的具体记述；“身死东城”，是对项羽死地的泛指，是“身死东城乌江”的简称。如此说来，灌婴追杀项羽至东城，也就是追到了东城县的乌江亭。如果这种说法可以成立，那么，项羽死于乌江与死于东城其实是一回事，司马迁看似不同的记载之间并没有矛盾。但这种观点无法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同，比如冯其庸就认为，乌江在今天安徽省和县境内，和县在古时被称为“历阳”。而《樊郦腾灌列传》中记载，灌婴在追杀项羽的过程中，曾经“下东城、历阳”。这个事实说明，秦汉时期，隶属于历阳的乌江亭并不在东城的管辖之内，否则司马迁就没有必要将“东城”和“历阳”并举。因此，项羽死于乌江和死于东城两种说法还是无法得到统一。 二、项羽是如何死的：自刎还是被杀？ 按照《史记》的记载，项羽的死亡地点与其死亡方式是联系在一起的。大致说来，如果认为项羽死于乌江，则项羽之死的方式为“自刎”；如果认为项羽死于东城，则项羽之死的方式为“被杀”。 按照《史记·项羽本纪》中的相关记载，一说项羽在乌江自刎而死；一说项羽在东城被杀而死。其实，关于项羽之死的方式，除了《史记·项羽本纪》的记载以外，《史记》的其他篇章里还有比《项羽本纪》更具体的说法。 《史记·樊郦腾灌列传》云：“项籍败垓下去也，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皆赐爵列侯。降左右司马各一人，卒万二千人，尽得其军将吏。”按此记载，项羽是被灌婴手下的五个人共同杀死的，而且这五个人都得到了“赐爵列侯”，这五个人是否就是《项羽本纪》中记载的王翳、杨喜、吕马童、吕胜、杨武，则不得而知。 《史记·高祖本纪》云：“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项羽卒闻汉军之楚歌，以为汉尽得楚地，项羽乃败而走，是以兵大败。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斩首八万，遂略定楚地。” 《项羽本纪》里说灌婴率兵五千追杀项羽，这时项羽身边只有八百多人，至东城时只剩下二十八个人。而《高祖本纪》里又说灌婴追杀项羽至东城，斩首八万。《樊郦腾灌列传》则说灌婴追杀项羽至东城，“降左右司马各一人，卒万二千人，尽得其军将吏”。这些不同记载之间孰真孰假，难以判断。但所谓“斩首八万”决不能理解为灌婴杀死了八万楚兵，因为以汉军五千斩首楚军八万是绝无可能的，所谓“斩首八万”者，只能理解为，整个垓下之战汉军加上彭越和英布等人统率的军队总共杀死楚兵八万人。因为垓下之战开始前，按照《高祖本纪》的记载，项羽的总兵力是十万人，即“项羽之卒可十万”。 在整个《史记》中，说项羽死于“自刎”的记载仅有一处，而言项羽在东城被杀的记载则有多处。除了上面提到的三处以外，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还有这样的记载：“魏其(周定)，以舍人从沛,以郎中入汉, 为周信侯, 定三秦, 定为郎中骑将, 破籍东城, 侯, 千户。涅阳( 吕腾), 以骑士汉王二年从出关, 以郎将击斩项羽,侯, 千五百户, 比杜衍侯。中水( 吕再童), 以郎中骑将汉王元年从起好畤, 以司马击龙且, 〔复〕共斩项羽, 侯, 千五百户。杜衍(王翳), 以郎中汉王三年从起下邳, 属淮阴, 从灌婴共斩项羽, 侯, 千七百户。赤泉(杨喜), 以郎中骑汉王二年从起杜, 属淮阴, 后从灌婴共靳项羽, 侯,千九百户。吴房(杨武), 以郎中骑将汉王元年从【起】下邽, 击阳夏,以都尉斩项羽, 有功, 侯, 七百户。高陵(王周), 以骑司马汉王元年从起废丘, 以都尉破田横、龙且, 追籍至东城, 以将军击布, 九百户。”按照《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的记载，项羽之死的地点和方式均与《高祖本纪》及《灌婴列传》的记载相一致，即项羽是在东城被斩杀的。 当然，我们不能依据说法的多少来下结论。总之，按照司马迁的不同记载，我们无法判定项羽到底是“自刎”还是“被杀”。至今，学术界仍无法取得一致看法。 三、 一点感想 项羽到底是怎样死的？是死于乌江还是死于东城？是自刎而死还是被杀身亡？作为历史研究课题，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情；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我们宁愿相信项羽之死的地点和方式是“乌江自刎”，就像李清照那样：“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死于乌江，有船渡江而不渡，凸显了项羽“无颜见江东父老”的英雄气概，与项羽当年破釜沉舟大败章邯于巨鹿后“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的英雄形象相吻合；死于自刎，则彰显了项羽宁自死而不受他人之辱的强烈自尊，与项羽死前慷慨悲歌之“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自诩相契合。 四、几句题外话 项羽之死的地点和方式之所以引起长期争论，归根结底，源于司马迁《史记》记载的相互抵牾。人们通常以为，司马迁是一个治学严谨的人，《史记》是一部信史，出现这样的问题似乎不应该。我个人认为，对于《史记》这部著作，有两个问题必须澄清： 1、《史记》记事的来源和根据是什么？ 《史记》是依据什么资料写成的？班固曾指出:“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 采《世本》、《战国策》, 述《楚汉春秋》, 接其后事, 迄于（天）漠。” 所以“甚多疏略, 或有抵牾”。司马贞也说：“ 其属稿, 先据《左氏》、《国捂》、《系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之书, 而后贯穿经传, 驰骋古今, 错综隐括, 各使成一国一家之事, 故其意难究详矣。”他在《后序》里又说“太史公之书，既上序轩黄, 中述戟国，或得之于名山坏壁, 或取之以旧俗风谣。故其残文断句, 难究祥矣。”近人李长之则说:司马迁“著作的根据，大概不外是:一、政府的档案, 二、现成的书篇, 三、父亲的旧稿, 四、实际的见闻, 五、自己的推断。”“懂得这种情形,···也不暇怪他偶而有着矛盾了。”由此可知，《史记》记事出现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就连《史记》这部书记事的起止时间也是说不清的，因为司马迁本人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就有两种不同说法：其一，司马迁在谈到遭李陵之祸而继续著《史记》时说：“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其二，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的结尾处又说：“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迄，百三十篇。”这两种说法无论如何都无法协调。司马迁记述自己怎样完成《史记》都如此不协，而遑论记事乎！为此，我们不得不对《史记》到底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作一番讨论。 2、《史记》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 一般人通常认为，司马迁是汉代的史官，其职责就是专门负责记言或记事的，《史记》是一部官方认可的历史著作。实际上，这个说法很难经得起推敲。司马迁一生中共担任过两个职务：被处宫刑前接替其父担任太史令；被赦出狱后担任中书令。中书令等于皇帝的纪要秘书，不负责修史是所有人公认的。所以，欲弄清《史记》的性质，必须了解汉代时太史令的职责。人们通常认为，太史令就是“史官”，负责“记言记事”，如是，司马迁著《史记》乃其分内之事，也是其职责所在。事实真的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指出：“记言记事，虽古史职，然汉时太史令但掌天时星历，不掌纪载，故史公所撰书仍私史也。况成书之时，又在官中书令以后，其为私家著述甚明。” 今人田瑞文在《司马迁对太史令职责的理解与史记写作》一文中也明确指出：“太史令一职在西汉武帝时期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这一官职设置的具体情况, 历史的记载却语焉不详。由于太史令的主要职责是否是史书的撰写, 直接关系到《史记》的写作是西汉统治者意志的体现还是司马迁个人兴趣所使这一关键问题,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武帝时期的太史令一职进行一番考察。”田瑞文考察的结果是：“太史令的主要职责是掌管天文历法, 对阳灾异进行解释。”“太史令一职在西汉时期主要职责是沟通天神, 负责对阴阳灾异做出解释, 并和祠官一道负责具有报天性质的祭祀活动, 而较少过问人间事。”我个人认为，王国维和田瑞文的观点是言之有据的，《史记》并不是官方要求司马迁撰写的史书，而是司马迁凭个人兴趣写成的私人著作。换言之，编撰《史记》，非司马迁职责所在，乃兴趣使然。唯此，《史记》中多有错讹或相互抵牾之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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