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故事梗概

如题所述

第一章,是小说的序言,排列起来交代四个问题:小说的名目、阿Q无姓、无名、无籍贯,写阿Q的政治地位和他生活的社会环境。交代名目的来源时,从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说起,批判了“正名论”,顺便给主张保存“国粹”的遗老遗少们以讽刺。考察阿Q的姓时,通过赵太爷不准他姓赵这一可笑又可悲的情节,突出了阿Q连姓都被剥夺了的屈辱的政治地位,凶残横暴的统治者也粉墨登场了。考察阿Q的名,由“洋字”而涉及“国粹”,又一次幽默地讽刺那些遗老遗少们。考察阿Q的籍贯时,讽刺了胡适的考据癖。序言告诉读者,他并不为名人作传,而要给一个不为世人所闻,连姓、名、籍贯都十分模糊的流浪雇农阿Q作传,表明他对穷人的态度;而顺笔讽刺当时的一些文人,则是近现代之交新旧文化交锋的常见现象。

第二章,追述往事,刻画阿Q的性格特征:精神胜利法。描述阿Q的部分生活片断,突出了他的妄自尊大、自欺欺人。交代阿Q的经济地位,到处打短工的流浪雇农,是社会中被压迫、被污辱的最底层的人。接着连续写他的四个生活片断。他穷得娶不上老婆,却自吹“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在精神上独不崇奉赵、钱两家,进过几回城,又讥笑未庄人的“不见世面”,这些都突出了阿Q妄自尊大的特点;“癞疮疤”的故事,写他被欺辱时由打人到怒目而视到自轻自贱;“押牌宝 ”事件,写他被欺辱后为取得精神上的胜利而进行自我摧残。以上便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构成部分之一。

第三章,接第一章的情节,继续写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Q被赵太爷打了之后,反而因此“得意了许多年”,原因就在于中国人从来如此,他们景仰强暴,视人压迫人为当然。作者入木三分地表现了当时人们的这种十分可悲的变态的奴性。这一章写了三个生活片断。竟然败在王胡手下,遭到“平生第一件的屈辱”;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遭到“平生第二件的屈辱”;调戏小尼姑,为自己的屈辱报仇。三个片断,刻画了阿Q畏强凌弱的性格;阿Q与王胡比丑,说明他无聊到了极点;憎恶假洋鬼子,则表现他排斥异端;“赶紧抽紧筋骨”等待挨打,显出十足的奴性;调戏尼姑,更表现阿Q对女性态度上的肮脏灵魂。

第四章,写阿Q拙劣的求爱经过和遭到的可悲结果,继续表现阿Q的地位和处境。作者在叙述中把阿Q的永远得意归究于“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指明了他的思想是受了封建文化、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这是阿Q严格遵循“男女之大防”和排斥异端的思想根源。而强调阿Q的“样样合于圣经贤传”,以及他要找女人是惟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都说明阿Q全身浸润了封建思想的毒素,满脑子都是封建思想道德。而他去拧女人大腿,说“诛心话”“掷一块小石头”,留心想 “引诱野男人的女人”,又说明他前面的思想是虚伪而可憎的。年近三十的阿Q要求恋爱是正当的,但他的要求却触犯了封建礼教,因而遭到赵太爷父子的凶残迫害,他不仅挨打,而且连可怜的一点点家当也被榨取干净,断绝了活路。这一章,写了阿Q的可憎,更写了他的可怜,也写了统治者迫害人民的残暴。到此,情节发展又深入了一步。

第五章,写阿Q走投无路,揭示麻木的国民“吃人”的本相,再写阿Q的畏强凌弱。“恋爱”既成“悲剧”,阿Q接下来遇到了“生计问题”。这一章写了三个生活片断。阿Q感到“世上有些古怪”,做工被老主顾拒之门外而意识到生路被断绝。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断他生路的是赵太爷之流,而误以为是比他更弱小的小D“谋了他的饭碗去”,便发生了“龙虎斗”。这既表现了阿Q的畏强凌弱的性格,又说明阿Q的不觉悟已经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无路可走的阿Q去静修庵偷萝卜,是情节的必然发展。他视小尼姑如草芥,对老尼姑耍无赖,亦是他畏强凌弱无赖霸道的表现。自己的不争气不觉悟,统治阶级的迫害,必然使他走上行窃之路。

第六章,写阿Q由走投无路到短暂的“中兴”,再被赵太爷逼到无路可走的经过。阿Q从城里回到未庄后,受到人们的“敬畏”,不过因为他在城里给白举人家里帮过忙,手里有现钱,有些便宜货,还知道城里一些见闻。因此,掌柜、酒客、路人都对阿Q“刮目相待”,王胡等人对阿Q也“肃然”,妇女对有劣迹的阿 Q也不再躲避,而是主动赶着要买他的东西。这一切深刻揭示了国民趋炎附势的本性。然而,当阿Q的底细被披露出来后,人们又由对他的“敬而远之”到“斯亦不足畏也矣”,更说明了世态的炎凉,人们的愚昧无知。不由得使人发问,这样的国民,不改造行吗?阿Q的又一次走投无路成为必然。

第七章,写辛亥革命到来时各阶层对革命的态度,突出了阿Q的革命要求。在阿Q再一次被逼上末路时,辛亥革命的暴风雨来了。城里的“举人老爷”视革命如洪水猛兽,他要逃难了。未庄的“一群鸟男女”惊恐万状,误传革命军是为崇祯报仇的军队。阿Q则最具有代表性,由于他的思想深处的保守心理,使他对一切新生事物都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所以起先对革命“深恶而痛绝之”;但他又从自己的处境和感受出发,感到“革命也好罢”,产生了“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 的要求,因此他高喊“造反了,造反了”,表达了他革命的愿望。但他所理解的革命实质是什么呢?“要什么就是什么,欢喜谁就是谁”。这样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小说以形象的描写,从一个侧面反映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再看阿Q的对立面,赵太爷父子在革命到来时吓得六神无主,低声下气地把一向不放在眼里的阿Q叫成“老Q”,这时候的赵太爷和阿Q俨然换了一个位置。还是年轻一辈诡计多,赵秀才竟和假洋鬼子相约革命,革掉了静修庵里的一块龙牌,还顺手抄走了一个宣德炉。这就是当时非常普遍的混迹于革命中的假革命现象。

第八章,写辛亥革命引起的未庄的变化,进一步刻画阿Q的性格。革命像一阵风一扫而过,并没有到达未庄,人心日见安定。政权落到投机钻营者手中。变化最大的不过是掀起了盘辫的风潮。赵秀才、假洋鬼子成了戴“银桃子”的革命党,未庄的政权仍在这些从前的压迫者手中。阿Q要投革命党,结果误投假洋鬼子门下不成,被“哭丧棒”赶出门。他被剥夺了革命的权利。同时写赵家遭抢,这就预示着阿Q的悲剧命运就要到来。

第九章,写阿Q被当作替死鬼被捕、被审和被处决。赵家遭抢使未庄人和阿Q都很“快意”,这体现了人们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阿Q就是作为抢劫嫌疑犯而被捕的。谁告了他的状呢?就是戴“银桃子”的自称革命党的赵秀才。压迫阿Q的是赵秀才之流,不准阿Q革命的是赵秀才,最后捕他、审他、处决他的还是这个戴着“银桃子”的“革命党”人。阿Q要求革命而不可得,革命后反而被枪毙,他成了革命的牺牲品。可悲的是,他到死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枪毙,而且还在死前表演了他最后的精神胜利法:“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这一章里,还提到城里依然如故,掌权的还是原班人马,举人还在追究陈年老租,依然游街示众,依然看客如云,只是审问的跪改为站,处决的砍头改为枪毙。小说显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仍然是一团漆黑;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人,依然是那样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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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7-03-01
作品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 Q这个身心受到严重戕害的落后农民的典型。他无家无地无固定职业,以出卖劳力为生,备受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但他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却以“精神胜利法”自我陶醉。阿Q从盲目的自尊自大到可悲的自轻自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环境里的典型性格。阿Q的阶级地位决定他欢迎革命 ,但他不了解革命,认识糊涂,精神麻木,结果被篡夺了革命果实的封建地主阶级枪毙示众。
第2个回答  2020-05-14
第3个回答  2014-09-28
写于1921年的小说《阿Q正传》,是鲁迅改造民族灵魂的典范之作。鲁迅说过,他写《阿Q正传》,“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伪自由书·再谈保留》),是想“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审视主人公阿Q这一形象,我们不难发现,阿Q 实际上是一个旧时代中国农民的魂灵。
作品中的阿Q是一个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贫苦农民。在旧中国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阿Q贫无立锥之地,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没有固定职业,只能靠打短工为生,“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甚至失掉了自己的姓。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他终于被剥掉最后一件布衫,连恋爱的权利也没有;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甚至王胡、小D 的冲突中,他永远都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他的现实处境是如此悲惨之至,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阿Q对自己的失败命运和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和粉饰态度。小说的两章“优胜记略”,集中地描绘了阿Q这种性格上的“精神胜利法”:他常常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 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悬揣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其实他连老婆都还没有;或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蒙受了“生平第二件的屈辱”,“拍拍的响了之后”,“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就忘却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或者向更弱者(例如小尼姑之类)泄愤,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甘居落后与被奴役:“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在这些都失灵之后,就自欺欺人,说一声“儿子打老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真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甚至“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也就心平气和,天下太平。“精神胜利法”使阿Q虽受尽剥削和欺凌却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的地位。

作品突出地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他许多复杂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他维护“男女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他们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加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另一方面,阿 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游荡,被迫作为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赵太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可笑,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既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近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阿Q本身的具体经历所决定,鲁迅从雇农阿Q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出发按照自己艺术创造上的习惯——“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遵循主体的需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在思想熔铸的时候,又突出了人物复杂性格的某一点,使其具有鲜明的精神特征,从而成功塑造了一个旧时代中国农民的魂灵。

在小说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明显打上了近代社会急剧破产,不能掌握自己命运、又找不到出路的不觉悟的农村流浪雇农的阶级烙印。小说对未庄典型环境的描写,深刻地揭示出阿Q精神胜利法与支配着整个社会的封建传统思想、封建等级制度的联系,与小生产者的落后、闭塞、保守、软弱地位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阿Q是一个落后农民的典型。另一方面,阿Q的精神胜利法又是历史上“两次奴于异族”,在近代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接连失败的中华古国屈辱地位的产物,是一种丧失民族自尊心、自信力,安于并掩饰民族落后与被奴役命运的民族精神状态,即鲁迅所说的“国民性弱点”。鲁迅从他对中华民族历史、现状长期深刻的研究中,发现了阿Q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的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他的《阿Q正传》正是对于我们民族最伟大的自我批判,并从这实事求是的清醒批判中寻求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阿Q正传》的主旨及历史价值正在于此。从这个角度看,毫无疑问,阿Q是中华民族中具有精神胜利法弱点的这一类人的典型,写出了 “一个旧时代中国农民的魂灵”,具有十分广泛的历史概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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