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志·总序》全文如下：
郑樵
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岛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
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
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仲尼既没，百家诸子兴焉，各效论语以空言著书(论语门徒集仲尼语)，至于厯代实迹，无所纪系。
迨汉建元元封之后，司马氏父子出焉。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
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
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厯书，以类事传，以着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故谓，
周公五百岁而有
孔子，孔子五百岁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浅。然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当迁之时，挟书之律初除，得书之路未广，亘三千年之史籍，而局蹐于七八种书，所可为迁恨者，博不足也。
凡著书者，虽采前人之书，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见多矣，而其书尽楚人之辞。公羊，齐人也，所闻多矣，而其书皆齐人之语。今迁书全用旧文，间以俚语，良由采摭未备，笔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堕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齐其传，非所谓作也。刘知几亦讥其多聚旧记，时插杂言，所可为迁恨者，雅不足也。
大抵开基之人，不免草创;全属继志之士，为之弥缝。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其实一也。《乘》，《梼杌》无善后之人，故其书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于前，左氏推之于后，故其书与日月并传。不然则一卷事目安能行于世?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戸，自此衰矣。
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
肃宗问以制礼作乐之事，固对以在京诸儒必能知之。傥臣邻皆如此，则顾问何取焉?及诸儒各有所陈，固惟窃叔孙通十二篇之仪以塞白而已。傥臣邻皆如此，则奏议何取焉?肃宗知其浅陋，故语窦宪曰：「公爱班固，而忽崔骃，此叶公之好龙也。」固于当时已有定价。如此人材，将何著述?
《史记》一书，功在《十表》，犹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强立差等，且谓汉绍尧运，自当继尧，非迁作《史记》厕于秦项，此则无稽之谈也。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髙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胷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谬也，后世众手修书，道傍筑室，掠人之文，窃锺掩耳，皆固之作俑也。
固之事业如此，后来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测其浅深?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柰何诸史弃迁而用固?
刘知几之徒尊班而抑马，且善学
司马迁者莫如班彪，彪续迁书自孝武至于
后汉，欲令后人之续已如已之续迁，既无衍文，又无绝绪，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继志也。其书不可得而见，所可见者，元成二帝赞耳。皆于本纪之外，别记所闻，可谓深入太史公之阃奥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经之新意;史记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为襃贬也。间有及襃贬者，褚先生之徒杂之耳。且纪传之中，既载善恶，足为鉴戒，何必于纪传之后，更加襃贬?此乃诸生决科之文，安可施于著述?殆非迁彪之意，况谓为赞，岂有贬辞?后之史家，或谓之论，或谓之序，或谓之铨，或谓之评，皆效班固。
臣不得不剧论固也。司马谈有其书，而司马迁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业，而班固不能读父之书。固为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传其业，又不能教其子，为人如此，安在乎言为天下法?范晔，陈寿之徒继踵，率皆轻薄无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笔削，而为信史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
语其同也，则纪而复纪，一帝而有数纪;传而复传，一人而有数传;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范五行者，一家之书，而世世序
《五行传》。如此之类，岂胜繁文?
语其异也，则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郡县各为区域，而昩迁革之源;礼乐自为更张，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类，岂胜断绠?
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
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齐史称梁军为义军，谋人之国，可以为义乎?隋书称唐兵为义兵，伐人之君，可以为义乎?房元龄董史册，故房彦谦擅美名;虞世南预修书，故虞荔，虞寄，有嘉传。甚者，桀犬吠尧，吠非其主。晋史党晋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为叛臣，王凌，诸葛诞，毋邱俭之徒，抱屈黄壤;齐史党齐，而不有宋，凡忠于宋者目为逆党，袁粲，刘秉，沈攸之之徒，含?九原。噫!天日在上，安可如斯?似此之类，厯世有之，伤风败义，莫大乎此!
迁法既失，固弊日深。自
东都至江左，无一人能觉其非。惟
梁武帝为此慨然，乃命吴均作通史。上自太初，下终齐室，书未成而均卒。隋杨素又奏令陆从典续史记，讫于隋书，未成而免官。岂天之靳斯文而不传与?抑非其人而不佑之与?自唐之后，又莫觉其非。凡秉史笔者，皆凖春秋，专事褎贬。夫春秋以约文见义，若无传释，则善恶难明。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尙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此臣之所深耻也。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不比纪传，纪则以年包事;传则以事系人。儒学之士，皆能为之，惟有《志》难。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晔，陈寿之徒，能为纪传，而不敢作《表》《志》。
《志》之大原，起于
《尔雅》。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録》。何法盛曰《说》。余史并承班固谓之《志》，皆详于浮言，略于事实，不足以尽《尔雅》之义。
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
生民之本在于姓氏，帝王之制各有区分，男子称氏，所以别贵贱，女子称姓，所以别?姻，不相紊滥。秦并六国，姓氏混而为一。自汉至唐，厯世有其书，而皆不能明姓氏。原此一家之学，倡于左氏因生赐姓，胙土命氏。又以字，以谥，以官，以邑命氏，邑亦土也。左氏所言，惟兹五者，臣今所推有三十二类，左氏不得而闻，故作《氏族略》。
书契之本，见于文字。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有子母，主类为母，从类为子。凡为字书者，皆不识子母。文字之本，出于六书，象形指事，文也，会意谐声，转注字也，假借者，文与字也。原此一家之学，亦倡于左氏，然止戈为武，不识谐声，反正为乏，又昧象形。左氏既不别其源，后人何能别其流?是致小学一家，皆成卤莽。经旨不明，穿凿蠭起，尽由于此。臣于是驱天下文字，尽归六书。军律既明，士乃用命，故作《六书略》。
天籁之本，自成经纬，纵有四声以成经，横有七音以成纬。皇颉制字，深达此机。江左四声，反没其旨。凡为韵书者，皆有经无纬。字书眼学，韵书耳学。眼学以母为主，耳学以子为主。母主形，子主声，二家具失所主。今欲明七音之本，扩六合之情，然后能宣仲尼之教，以及人间之俗，使裔夷之俘皆知礼义，故作《七音略》。
天文之家，在于图象。民事必本于时，时序必本于天。为天文志者，有义无象，莫能知天。臣今取隋丹元子
《步天歌》句中有图，言下成象，灵台所用，可以仰观;不取《甘石本经》，惑人以妖妄，速人于罪累。故作《天文略》。
地理之家，在于封圻。而封圻之要，在于山川。禹贡九州岛，皆以山川定其经界。九州岛有时而移，山川千古不易。是故
《禹贡》之图，至今可别。班固《地理》，主于郡国，无所底止。虽有其书，不如无也。后之史氏，正以方隅，郡国并迁，方隅颠错，皆因司马迁无地理书，班固为之创始，致此一家，俱成谬举。臣今凖《禹贡》之书，而理川源，本《开元十道图》，以续今古，故作《地理略》。
都邑之本，金汤之业。史氏不书，黄图难考。臣上稽三皇五帝之形势，远探四夷八蛮之巢穴，仍以梁汴者，四朝旧都，为痛定之戒;南阳者，疑若可为中原之新宅，故作《都邑略》。
谥法一家，国之大典。史氏无其书，奉常失其旨。周人以讳事神，谥法之所由起也。古之帝王，存亡皆用名。自尧舜禹汤至于桀纣，皆名也。周公制礼不忍名其先君，武王受命之后，乃追谥太王，王季，文王，此谥法所由立也。本无其书，后世伪作《周公谥法》，欲以生前之善恶，为死后之劝惩。且周公之意，既不忍称其名，岂忍称其恶?如是则《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不可行乎周公矣。此不道之言也，幽，厉，桓，灵，之字，本无凶义。谥法欲名其恶，则引辞以迁就其意。何为?皇颉制字，使字与义合;而周公作法，使字与义离。臣今所纂，并以一字见义，削去引辞而除其曲说，故作《谥略》。
祭器者，古人饮食之器也。今之祭器，出于礼图。徒务说义，不思适用。形制既乖，岂便歆享。夫祭器尙象者，古之道也。器之大者，莫如罍，故取诸云山。其次莫如尊，故取诸牛象。其次莫如彝，故取诸鸡鳯。最小者，莫如爵，故取诸雀。其制皆象其形，凿项及背以出内酒。惟刘杳能知此义，故引鲁郡地中所得齐子尾送女器有牺尊，及齐景公冢中所得牛尊象尊，以为证。其义甚明，世莫能用。故作《器服略》。
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仲尼编诗为正乐也，以风雅颂之歌为燕享祭祀之乐。工歌鹿鸣之三，笙吹南陔之三，歌间鱼丽之三，笙间崇邱之三，此大合乐之道也。古者，丝竹有谱无辞，所以六笙但存其名。序诗之人，不知此理，谓之有其义而亡其辞，良由汉立齐鲁韩毛四家博士，各以义言诗，遂使声歌之道日微。至后汉之末，诗三百仅能传《鹿鸣》，《驺虞》，《伐檀》，《文王》四篇之声而已。太和末又失其三，至于晋室，《鹿鸣》一篇又无传。自《鹿鸣》不传，后世不复闻诗。然诗者人心之乐也，不以世之兴衰而存亡。继风雅之作者，乐府也。史家不明仲尼之意，弃乐府不收，乃取工伎之作以为志。臣旧作《系声乐府》以集汉魏之辞，正为此也。今取篇目以为次，曰《乐府正声》者，所以明风雅。曰《祀享正声》者，所以明颂。又以琴操明丝竹，以遗声准逸诗。语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仲尼所以正舞也。韶卽文舞，武卽武舞，古乐甚希，而文武二舞犹传于后世，良由有节而无辞，不为义说家所惑，故得全仲尼之意。五声八音十二律者，乐之制也，故作《乐略》。
学术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书籍之散亡，由编次之无纪。易虽一书，而有十六种学。有传学，有注学，有章句学，有图学，有数学，有谶纬学，安得总言易类乎?诗虽一书，而有十二种学。有诂训学，有传学，有注学，有图学，有谱学，有名物学，安得总言诗类乎?道家则有道书，有道经，有科仪，有符箓，有吐纳内丹，有炉火外丹，凡二十五种皆道家，而浑为一家可乎?医方则有脉经，有灸经，有本草，有方书，有炮炙，有病源，有妇人，有小儿，凡二十六种，皆医家，而浑为一家可乎?故作《艺文略》。
册府之藏，不患无书。校雠之司，未闻其法，欲三馆无素餐之人，四库无蠧鱼之简，千章万卷，日见流通，故作《校雠略》。
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图谱之学，由此而兴。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文。书籍之学，由此而出。图成经，书成纬，一经一纬，错综而成文，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刘氏作《七略》，收书不收图，班固卽其书为《艺文志》。自此以还，图谱日亡，书籍日冗，所以困后学，而隳良材者，皆由于此。何哉?卽图而求易，卽书而求难。舍易从难，成功者少，臣乃立为二记，一曰记有，记今之所有者，不可不聚。二曰记无，记今之所无者，不可不求。故作《图谱略》。
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方册所载，经数千万传，款识所勒，犹存其旧。盖金石之功，寒暑不变。以兹稽古，庶不失眞。今艺文有志而金石无纪。臣于是采三皇五帝之泉币，三王之鼎彝，秦人石鼓，汉魏丰碑，上自苍颉石室之文，下逮唐人之书，各列其人而名其地，故作《金石略》。
洪范五行传者，巫瞽之学也。厯代史官皆本之以作《五行志》。天地之间，灾祥万种。人间祸福，冥不可知。若之何一虫之妖，一物之戾，皆绳之以五行?又若之何晋厉公一视之远，周单子一言之徐，而能闗于五行之沴乎?晋申生一衣之偏，郑子臧一冠之异，而能闗于五行之沴乎?董仲舒以阴阳之学，倡为此说，本于春秋，牵合附会。厯世史官，自愚其心目。俛首以受笼罩，而欺天下。臣故削去五行而作《灾祥略》。
语言之理，易推;名物之状，难识。农圃之人，识田野之物，而不达诗书之旨。儒生达诗书之旨，而不识田野之物。五方之名本殊，万物之形不一，必广览动植，洞见幽潜，通鸟兽之情状，察草木之精神，然后参之载籍，明其品彚，故作《昆虫草木略》。
凡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汉唐诸儒议论。《礼略》所以叙五礼，《职官略》所以秩百官，《选举略》言抡材之方，《刑法略》言用刑之术，《食货略》言财货之源流，凡兹五略，虽本前人之典，亦非诸史之文也。
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书大传》曰：「天子有问，无以对，责之疑，有志而不志，责之丞」，是以宋郑之史皆谓之《志》。太史公更志为记，今谓之志，本其旧也。桓君山曰：「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古者纪年别系之书，谓之谱。太史公改而为表，今复表为谱，率从旧也。然西周经幽王之乱，纪载无传。故《春秋》编年以东周为始，自皇甫谧作《帝王世纪》及《年厯》上极三皇，谯周，陶弘景之徒皆有其书，学者疑之。而以太史公编年为正，故其年始于共和。然共和之名，已不可据，况其年乎?仲尼著书，断自唐虞，而纪年始于鲁隐，以西周之年无所考也。今之所谱，自春秋之前，称世，谓之世谱。春秋之后，称年，谓之年谱。太史公纪年以六甲，后之纪年者以六十甲，或不用六十甲而用岁阳岁阴之名，今之所谱，卽太史公法，既简且明，循环无滞。礼言，临文不讳，谓私讳不可施之于公也。若庙讳，则无所不避。自汉至唐，史官皆避讳，惟新唐书无所避。臣今所修，准旧史例，间有不得而避者，如谥法之类，改易本字，则其义不行。故亦凖唐旧(汉景帝名启，改启为开。安帝名庆，改庆为贺。唐太祖名虎，改虎为武。髙祖名渊，改渊为水。若章怀太子注《后汉书》则濯龙渊不得而讳，杜佑作《通典》，则虎贲不得而讳。)。
夫学术超诣，本乎心识。如人入海，一入一深。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旧史之文。纪传者，编年纪事之实迹，自有成规，不为智而増，不为愚而减。故于纪传，卽其旧文，从而损益。若纪有制诏之辞，传有书疏之章，入之正书，则据实事寘之，别録则见类例。《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故纪传讫隋。
若礼乐政刑，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呜呼，酒醴之末，自然浇漓。学术之末，自然浅近。九流设教，至末皆弊然。他教之弊，微有典刑。惟儒家一家，去本太远，此理何由?班固有言，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枝叶繁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且百年之间，其患至此，千载之后，弊将若何?况禄利之路，必由科目，科目之设，必由乎文辞，三百篇之诗，尽在声歌，自置诗博士以来，学者不闻一篇之诗。六十四卦之易，该于象数，自置易博士以来，学者不见一卦之易。皇颉制字，尽由六书，汉立小学，凡文字之家，不明一字之宗。伶伦制律，尽本七音，江左置声韵，凡音律之家，不达一音之旨。经既苟且，史又荒唐。如此流离，何时返本?道之污隆，存乎时。时之通塞，存乎数。儒学之弊至此而极，寒极则暑至，否极则泰来，此自然之道也。臣蒲柳之质，无复余龄，葵藿之心，惟期盛世。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