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河战役后的失利，毛奇将军自然承受了部分责任，但深入战略层面，德军虽未在两条战线上遭受决定性的挫败。历史学家对此有各种见解：有人指责毛奇未能严格遵循施里芬的原计划，有人则认为是其教条式的执行方式导致了失败。毛奇在战术上做出了调整，然而第六集团军的失误和北线指挥官的判断失误才是关键的转折点。法军的坚韧抵抗和英国远征军的加入，无疑加剧了德军的困境。
二战时期，德国将领将马恩河撤退归咎于道德层面的软弱而非战术问题。德国军队的指挥模式，尤其是任务式命令，促使Old毛奇时代的将领过于激进，缺乏有效的协同作战。施里芬预见到了指挥难题，但他未能在1914年有效调和任务式指挥的传统、通讯的不完善以及对指挥官权力的约束。毛奇过于依赖比洛和演习指示，不愿介入前线，而他的将领们，如克鲁克、比洛等，还面临健康和经验的双重挑战。
克鲁克的晋升源于个人能力，而非地位，但他的参谋长赫尔曼·冯·库尔的评价极高。然而，战役中OHL与前线的沟通问题导致了指挥混乱，如比洛与克鲁克之间的冲突，后者在违抗命令后导致第一集团军陷入包围。德国的失败并非单纯源自马恩河战役，而是自身和对手的共同缺陷的体现。普法战争中，Old毛奇的胜利得益于对手的不足；而在1914年，小毛奇面临的法国将军更为强大，这在马恩河战役后的法金汉和鲁登道夫的指挥失误中尤为明显，他们的错误加速了德国帝国的瓦解。
总结来说，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并非单一事件，而是多因素交织的结果，包括战略计划的执行偏差、指挥层的问题、通信障碍以及对手的步步紧逼。每个环节的失误都对最终的战局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