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是我最敬佩的人
我有一位和蔼可亲的爸爸他个子不高，中等身材，头上长满了浓密的头发，一双有神的大眼睛，好像永远都不知疲倦。也许是年纪大了，所以脸上刻满了不深不浅的皱纹。他是我尊敬的人!
爸爸是一位木匠，他对工作十分认真，经常为了工作，做工到深夜。
夜深了，时钟刚响了12声，我刚从甜梦里醒过来，屋外传来的阵阵“叭叭叭”的声音。啊!我的爸爸还在工作呢?我想爸爸长期这样下去。身体会垮下来，想到这里，我便下了床来到爸跟前，只见爸爸满头大汗，正聚精会神地工作着，他用划刀将木板割开，然后把一断长条形的方木锯成几断，最后用锤子迅速地把铁钉将木板和方木使劲地钉在一起，不一会儿就做成一张木椅子，爸爸的手艺是多么高超!”您怎么还不睡，爸爸?”。我问他，他只是随口答应我，“你去睡吧!”我真不想离开爸爸，可我又说不服他，只好呆呆地站在一旁看看，他那灵巧的手不停地工作，好像不知首疲倦，那手上的锤子好像是他的老交情了，一点儿也没锤他的手上，要是我去做，那锤子一定不会认我的。
爸爸整天这么干，但他的两眼睛依然是那么有神，这一次，爸爸又得到了一项任务，要在一个月内完成一个巨型组合柜，这一下，可把爸爸忙坏了。为了依时完成任务。爸爸没日没夜地干。放学回家，我第一眼就见爸爸蹲地上忙个不停，直到夜深了。这叭叭的声音还在我耳边响着，怎么才能使他休息一会呢?我苦苦思索。这时，爸爸看见了，问：“你怎么还不去睡?”我想到爸爸平时非常疼爱我，就故意说：”你不去睡，我也不去睡。“傻孩子，你就去睡吧。”“不，我们要一同睡。”爸爸说：“唉!真拿你没办法。”爸爸只好收拾工具，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我想了个办法，把他的工具藏了起来，爸爸很快地吃过晚饭，放下碗筷就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了，不一会儿，就听见他大声喊：叫我的工具呢?”我假装没听见。妈妈走过来，帮爸爸一齐寻找，后来，妈妈走到我的面前，问：“你看见过爸爸的工具吗?”我的脸虽然红了，但仍然沉着地说：“不知道，”爸爸露出了焦急的心情， 自言自语地说：“要是完不成任务，怎么办呢?”我不忍心看到他这样子，偷偷地把他的工具藏在一个既
没找过，又明显的地方。爸爸很快地找到了。又开始了工作。
刀和锤子又在爸爸手中忙碌起来，仿佛也在不满地说：“哎，这样没完没了地干，你熬得住，我可受不了!”可爸爸却越干越起劲，啊，这是我的爸爸，他那勤劳苦干的美德，将是我永远的榜样。
爸爸，您是我最敬佩的人
爸爸一生勤劳，朴素，只知道吃苦，不懂得享受生活。爸爸是我这一生最敬佩的人！
爸爸年轻时就一直从事建筑行业工作，因为家庭原因，他只能靠自己努力。刚开始爸爸只是一个小瓦工，和泥，垒墙，给别人盖房子。在不断的工作中，他凭着自己的一股干劲，用只有初中文化的底子，学会了建筑专业的预结算及绘图等。他没上过一天建筑学校，全靠自学。那种毅力是难以想像的。没有什么基础，没有老师教，也没有任何人帮他。但他就是凭着自己对建筑的热爱，对那份工作的执着，楞是自学完了所有课程。
爸爸是我学习的榜样，当我向他请教问题时，他对每一个问题除了给我解答，还能很快在书上找到。好像他的脑子里印那些书的每一页。我真是太佩服我的爸爸了。就是上学时老师教过的课本也不一定能立刻找到，更何况是自己学习的课本呢！
爸爸，您是我最敬佩的人！我要向您学习！
最敬佩的人—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中国亿万民众中的普通一员，没有特别显赫的声望和地位。但是，在我的心目中，他足以和中外历史上任何一位开疆辟土的君主相媲美，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敬佩的人。
父亲出身于中国民众的最底层：农民家庭。虽然他非常喜欢读书，但初中毕业后，还是就不得不缀学务农。做为老大，他的下面还有八个弟妹要照顾。
当时的农村还在吃大锅饭。当地地少人多、土地贫瘠，生产队连年“涨肚”（当地土话，即亏损）。年终结算时，不但分不到半点钱、粮，还倒欠队里的钱。但是，人活着总要吃饭、穿衣啊。到了冬天，没农活的时候，父亲就去河里捕鱼。当时割资本主义尾巴割得轰轰烈烈，这种事情如果被抓住了，是要挨批斗的。只能偷偷地去。早晨，天不亮就出门，晚上，要等天黑透了才能回家。捕鱼的工具也很简单：用一根粗圆木，一头削尖，再包上一层铁皮，顶端钉上一根铁刺，就做成了简陋的冰穿子，再带上一张鱼网就行了。到了河中间，选择一个水深的地方，先用冰穿子破冰，在冰面上砸出一个大小合适的窟窿，然后开始下网。冬季冰下缺氧，冰面出现裂口后，如果附近有鱼，鱼就会游过来透气，这时就可以收网了。但破冰和收网的过程都很危险。万一将冰面砸出大的裂缝或砸开的面积过大，冰面就很容易塌陷。如果不小心掉进去，身上穿着的厚厚的棉祅、棉裤立刻被水浸湿，会猛然增加几十斤的重量，刺骨的冰水不用十分钟就能把人冻僵。在水下又很难找到冰口的位置。基本上，如果掉下去，就没有再上来的希望了。那时候，人穷，河也瘦。一天砸上十几个冰窟窿，也网不到几条鱼。就这样，父亲冒着危险，连续打了三年鱼，可是自己家就连过年都没舍得吃上一条，全都悄悄拿到镇上卖掉了，换回来米和盐。
父亲想买一件夏天穿的汗背心，计划了几年也没余钱买。到了夏季的三伏天，上工时，他还穿着那件秋天的大褂，热得汗流夹背。一进家门，脱了衣服，就只能光膀子，家里来客人时再穿上。
到了第四年，父亲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 ”，听说大兴安岭是个“插根筷子都能发芽”的富饶之地，父亲决定把全族人搬迁到那里。可是往那里跑了很多次，那边没有一个生产队愿意按纳他们。因为每个队的土地数量是固定的，人口一多，年终人均分配的口粮就会减少，所以人家都不愿意。只有一种办法叫做“以姑娘带户”，就是把自家女孩嫁给当地生产队的男孩子，这样可以让女孩子的娘家人落户。可是，这样，一般情况下，漂亮女孩只能嫁给那些有残疾的、讨不到老婆的光棍，造成不幸的婚姻。而且，也不能解决全族人的问题。
没办法，父亲决定在那里自己新组建一个生产队。他用几个月的时间，把选址、办理迁移的一切手续都办完。在1971年的春天，全族二十几户人家开始了浩浩荡荡的集体搬家。因为路途遥远，只带上了一些生产、生活必需品。包括粮食、衣物、农具、锅碗瓢盆、部分鸡鸭鹅狗。都说穷家值万贯呐！就是这样，也足够壮观的，一路上，孩儿哭，狗儿叫，从火车到汽车，人人侧目。
在到达他们的新建生产队之后，真正的创业才开始了。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坳、一块较为平坦的荒原。首先，他们要建起能住人的房子，然后要打井，修路，还要开辟出能种庄稼的农田。全体有劳动能力的一齐动手。先砍倒小树，扎了几个马架子，也就是窝棚。二十几户人家先住进去。然后再伐木、盖房。
吃饭只能在野地里。支起三块石头，架上大铁锅，折来树枝当柴烧，舀来河水，就开始煮大碴粥了。因为没有锅盖，锅底的粥已经糊了，上面的米还生着呢。风一吹过来，土沫、草叶都刮到粥里，成了不请自来的特殊调味品。当时我二周岁，已经记得很多事情。他们给了我一个断了柄的茶杯当做饭碗。虽然我饿得绕着饭锅咽口水，可是那种又夹生又糊的饭还是难以下咽。如果遇到下雨天，就吃不上饭了，只能等雨停了再做。
那时盖房子也没办法讲究。先做土坯，到大甸子(河边有草的湿地)上用平铲切割出长方形泥块，晒干了就可以切墙。河边都是河水冲刷出的淤泥，土质黏腻，中间又连着很多草茎，不易裂开，拿来砌墙较为耐用。再砍粗木做立柱和房梁，细木随便砍二斧，稍微砍直一些，就做了门窗。房顶盖苫草。房子盖好一座，就搬出一户。那时候哪有玻璃呀，所谓窗户也只是个大木头框子，小窗格都没来得及装。晚上睡觉时就挂起一幅幔帐（一种布做的帘子）当窗帘。有一天晚上，睡到半夜，我忽然被一阵嘈杂声惊醒，大人们都叫喊着冲了出去，说是狼来了，咬死了二只羊。我吓得躲在幔帐后面瑟瑟发抖，怕被狼叨了去。
运来的粮食都是一麻袋、一麻袋地摞在一个马架子里。如果上面的是大碴子，就只能天天吃大碴子。吃上二、三个月，一直到大碴子吃完了，才能搬出下面的小米。唯一的好处是：全村男女老少都不必费心猜想今天吃什么饭，反正每天都是一个样。等房子盖得差不多时，父亲才发现，粮食已所剩无几。他连忙坐火车回老家去筹运粮食。父亲虽然走了没几天，可是这边的人多啊，一百多口人很快就断顿了。这时，母亲想起了一个路过这里的讨饭老人，老头把讨来的小半袋米放在这儿，让我们代为保管的。大家没办法，把这些米也吃了。那是真正的百家米啊！各个品种、各种成色的粮食混杂在一起。好在百家米吃完后，终于等来了父亲的粮食。老人再来时，我们还给他一袋新来，并对他千恩万谢，他救了我们一族人呐!现在，已经几十年过去了，那位老人家应该已经不在人世了，愿他老人家的灵魂在天国里得到安息！
新建的生产队有很多事情要办，父亲不停地往返于新建队和公社之间。二者相距60华里，交通工具只有二条腿。那时候，对他们来说，自行车比现在的高档轿车还稀奇，穷乡僻壤是难得一见的。买是没钱买，借也没处借啊！一次，为了办一件事，父亲在一天之内，在两地之间走了三个来回，到最后实在走不动了，只好折了根树枝当拐杖拄着走。妈妈给他做的千层底的布鞋，他只穿三天就磨破了底。
当时开荒种地也是异常艰辛的：伐倒树木、刨掉树根、割去杂草，再用镐头一镐一镐地翻整土地，打碎土块，整理出垄台和垄沟。然后，才能种上庄稼。这种开恳土地的方法，俗称“刨镐头荒”。因为没有铧犁和大牲口，全村大部分土地都是这样一镐一镐地刨出来的。头二年，土地还是很生，庄稼不会长得太好，只有在经过两年不停地翻整、施肥之后才会成为熟地，庄稼的长势才会好。
二爷爷从老家来看他们时，遍寻父亲不见，众人把一个瘦骨嶙峋、胡子拉碴、弯腰驼背的小老头指给他看。二爷爷当时就哭了，说：“好侄子，你受了多大罪呀！你才二十三岁呀！”
这一切的付出都没有白费，到了80年代初，那里已盖起了第二代砖瓦房，家家都有小四轮拖拉机，实现了半机械化生产。普通人家年收入三、四万元。1987年，国家农业部搞了一次全国百名种粮大王抨比。结果评出的首名粮王，不在鱼米之乡的江南，而是在我们那个村附近，名叫赵宏玉。
因为附近出产铁矿石，那个村被命名为铁矿小队。直到现在，那里80%以上都是我的族人，他们都是同一个姓氏。父亲先后做过小队会计、大队会计。最后调到公社以工代干。
1981年，父亲调到公社农业经营管理站担任站长。当时各公社的农经站归条条管理，属于市农业局的派出机构。每到年头年尾，需要写计划、总结时，市农业局的小轿车就会开上四个多小时，到公社把父亲接到市局，执笔写报告，写完后再把他送回来。需要他汇总的不是一个公社的情况，而是全市二十三公社的总体农业情况。市农业局、再加上各农经站的员工有一百多人，比他学历高的人比比皆是。但是这个初中生的文笔却是首屈一指，有口皆碑的。虽然经历了早年失学之痛和种种生活的磨难。父亲却从未放弃过学习，他自学了文学、财务等很多课程。
从那以后，父亲先后担任了农业局干事、副乡长、乡长、乡党委书记、市畜牧局副局长等职务。
父亲走上经商之路纯属偶然。当时小叔叔开了二个商店和一个小公司，经营家用电器和音像制品。因为经营和个人感情同时出现问题，一向在几个兄长的呵护下长大、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的小叔叔弃商而逃，远走它乡。债主差点挤破门坎。总得有人收拾烂摊子啊！按规定，干部不允许经商，父亲只能辞职，放弃这个经过多年奋斗，并读了三年电大才换来的干部身份。就在他的升任旗长（少数民族地区的职务设置，等于县长）的调令下来的那天，他递交了提前退休申请。
经商之路总是充满曲折，难以预测。有时就会“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在东拼西凑终于还清欠款，并努力经营积累了一定的家底后，在他经商的那条电器商业街，有一家店面失火，导致火烧连营，价值几十万元的货物化为乌有。亲戚、朋友都以为父亲这次肯定再也爬起不来了，一个个远离而去。那段时间，父亲既盼着电器厂的送货车能早点来，因为有货才能卖出钱。可是又怕它来，因为货款根本没有着落，亲友早已借无可借。每当送货车要来的前二天，他就早早地在大街上站着，看看能不能遇到熟人，还能不能借到点钱。当时我早已离开家乡。每当想起妹妹向我描述的这些，我都忍不住心酸落泪。
在经营了多种项目之后，父亲成立了物业管理公司，是我们那里附近几个城市的首家私营物业公司，在以后的几年里，也是唯一的一家。业务覆盖了几个县级市。父亲以前单位有个同事老赵，听说父亲现在经商发了，就特地前来投靠。可是，老赵下了火车之后却怎么也找不对地方，原来别人给他的是旧的地址。他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走着走着踩到一张旧报纸，捡起来随意瞄了一眼，这一看不打紧，他立刻睁圆了眼睛。也真是巧得很，报纸上正好有一篇报道父亲的专访。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见到父亲后第一句话就说：“不得了！不得了！现在随便看一张报纸，上面就有你的事迹，想不到你这么有名！”
现在父亲的公司已经发展到六、七个，经营种类也多种多样。他从社会的最底层，到成为人人羡慕的成功人士。没有任何社会背景，靠的是自已的吃苦耐劳、努力奋斗和从不放弃。他坎坷的经历足以写一本厚厚的小说。我为拥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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