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都县石板滩乡志》资料中有关于廖观音被捕的记载：
“（廖观音）是年（光绪二十八年）腊月，于简阳镇子场不幸被捕，于腊月十七日（1903年1月15日）被岑春煊斩首于督院街督署大门前。”
“《清档·朱批奏折》农民运动类793号，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折。”这个折子看来是岑春煊先斩杀了廖观音后立即给清朝朝廷的一个先斩后奏的交代，这个折子标明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也就是1903年1月16日。这可看着是一个廖观音被捕时间的下限，即廖观音被捕时间不会晚于1903年1月16日。
由上面引用的资料可以看出，《石板滩乡志》与《四川通史》和《四川近代史》所记载廖观音的被杀日期都是一样的，都记载廖观音是在1903年1月15日在成都被清政府所斩杀的；且《石板滩乡志》明确记载廖观音被捕的时间上限是在光绪二十八年的腊月，而这个腊月的上限就只能是腊月初一，也即是1902年12月30号，换句话说，根据《石板滩乡志》的记载，廖观音被捕的时间不会早于1902年12月30号。
《新都县志》的记载中没有写明廖观音被杀的具体时间，但是指出了廖观音在1月5日已经在被岑春煊审堂了，那么其被捕日期应该就在1903年1月5日的前几天之内，结合石板滩志的记载，其被捕日期不会早于1902年12月30号。或者说，廖观音被捕日期就是1902年12月30号至1903年1月5号之间这四、五天之内。《四川通史》和《四川近代史》这两部著作里记载的是廖观音在1902年底被捕后：“当即押送成都”和“急急解送成都”，而被捕之地龙泉驿区洛带镇距离成都市中区的直线距离才仅仅25公里，步行都用不了一天的时间的。
《成都市青白江区志》与《新都县志》很类似的关于廖观音的记载。
《简阳县续志》卷二十二《灾异篇·兵灾》一节中的记载有：
八月十六日，永洪又率党千余焚掠街市，督标中营同达字营兵至，杀匪数十人、擒二人，余匪散去，至八月廿四日捕获李永洪及党，戮之，又于金龙寺击毙廖观音等。
对于廖观音在简阳金龙寺被击毙说法，传统研究廖观音起义的大多认为这是当时的各地的清朝官兵为了邀功受赏，虚报的捕获、击毙廖观音的战绩的一个假事件而已。这被称之为“简阳说”，此外还有“广汉说”，还有曾经在龙潭寺打败廖观音的陈璚的儿子陈大浩也说自己捕获了廖观音等说法。
《续志》中指出击毙“廖观音”是在光绪二十八廿八月二十四日捕获了简阳（清末是称简州）的义和拳领袖李永洪后，又在金龙寺击毙了“廖观音”的。那么，这个“廖观音”被击毙的日期应该就在八月二十四日后的几天内，而八月二十四日，正是新任四川总督岑春煊到成都的日子，那这个被击毙的“廖观音”就不是被岑春煊所杀的，因为岑春煊刚刚同一天才到成都，他第三天才在北门外的昭觉寺斩杀了百余名过去被俘的义和拳战士。如果岑春煊刚到成都就斩杀了廖观音，那岑春煊四个月后给清庭写那个 “当饬正法”的邀功奏折也就是假的了，或者岑春煊会这样去犯欺君之罪吗？回答当然都是否定的。所以，金龙寺被击毙的廖观音显然不是那个在1903年1月15日被岑春暄所斩杀的那个叱咤风云的石板滩少女廖观音。
综上所述，可知：
第一，廖观音是在1903年1月15日被四川总督岑春煊捕获后在成都斩杀的，而其被捕时间不会早于1902年12月30号，也不会晚于1903年1 月5 日。
第二，四川义和拳起义的高潮时期是1902年的7月份和9月份，标志是廖观音、曾阿义号召及组织全省义和拳军队两次围攻成都的战役。第二次围攻成都失败后，在清政府的“剿抚兼施”的镇压下渐趋瓦解、逐渐走向低潮，红灯教只能分散活动的低潮时期。所以岑春煊9月25日到成都后至1903年1月15日斩杀廖观音之间这段三个多月的时间应该算是义和拳由盛到衰的转折期和瓦解期。
第三，岑春煊是1902年9月25日来到成都的，斩杀廖观音是1903年1月15日，而他在1903年3月便离开成都升任两广总督了，岑春煊升任两广总督前肯定是基本平定了四川义和拳才能够离去的；再从《四川通史》和《四川近代史》的记载上看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廖观音英勇就义后，四川的义和拳运动在两本历史书中就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写了，由此可以断定， 1903年1月15日红灯教首领少女廖观音被斩杀之后，这次以崭新的“灭清剿洋兴汉”为口号的轰轰烈烈的义和拳运动就被镇压下去了，其后的活动大多是在离成都很远的一些秘密地方在秘密的传教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