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2007年春节联欢晚会要上陈佩斯的小品，心里一阵激动！自从2000年陈佩斯、朱时茂与中央电视台打官司之后，从2000年至2006年，整整7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在央视的所有演出中都消逝了，这实在是全国电视观众的一大遗憾！而喜欢他俩的广大观众也无可奈何！
陈佩斯在戏里戏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希望大家能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以下是陈佩斯的一些剧照和对他的采访记录！
陈佩斯1954年出生于北京，其父陈强是国内无人不知的电影演员。陈佩斯15岁那年，陈强被打成“反革命”，关进了“牛棚”，楼道上、家门口贴满了“打倒反革命陈强”、“打倒黄世仁狗地主”、“打倒南霸天”的标语。陈佩斯也没法儿上学了，决定去内蒙古建设兵团。接到出发的通知时，陈佩斯还高兴得一蹦老高，想象着自己骑着马、挥动鞭子赶着羊群在无垠的内蒙古大草原上唱着、笑着、奔跑着，就跟电影里一个样，多美!然而，现实的考验是严峻的、残酷的、无情的、冷漠的。内蒙古的酷暑季节，可以把男孩子的皮肤晒裂，而寒冬腊月，可以把女孩子的头发黏在墙上。
再后来陈佩斯先后报考了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话剧团，然而都没录取，原因不外是他是陈强的儿子。陈佩斯的情绪一下子跌下低谷。这事让著名电影演员八一电影制片厂的领导田华知道了。田华当年在歌剧《白毛女》里演喜儿，陈强演黄世仁，两人是老搭档了，他们在舞台上是仇人，在台下却是知心朋友。碰巧“八一”厂准备招收新学员，于是她叫陈佩斯去试试。最终陈佩斯精彩的表演折服了大家，从《万水千山》的匪兵乙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
进入八十年代，陈佩斯的一系列作品取得了成功，《夕照街》、《少爷的磨难》、《京都球侠》、《爷俩开歌厅》，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观众对陈佩斯的喜爱，正是从他演的喜剧开始，而春节电视晚会上的喜剧小品则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几年中，陈佩斯又开了海南喜剧影视公司，拍摄了《临时爸爸》、《编外丈夫》、《赚它一千万》、《孝子贤孙伺候着》等影片，收到了较好的票房效果。
尽管陈佩斯现在已拥有相当数量的观众，但仍有一部分人认为其喜剧为一种闹剧。陈佩斯坚持自己独特的个性风格和特有的银幕魅力，在银幕上塑造了一系列滑稽，笨拙但本性不失善良的小人物，观众对这位光头影星给予了莫大的支持，爱护。
陈佩斯经历了自己创作的三个阶段：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和父亲一同出演喜剧但无特定形象；光头固定形象，从而完成了所饰人物的风格化和系列化。陈佩斯认为中国的喜剧电影一直是一个较为荒芜的领域，他的喜剧创作较为帖近生活，整体风格更加成熟和完整。
结束了话剧《阳台》在江浙一带的巡回演出之后，陈佩斯难得给自己放了一个“暑假”—7、8两月暂停巡演，一边整理、修改由他主演的《托儿》和《阳台》的剧本，一边招募新演员加盟，同时筹备新戏。9月，陈佩斯将再次带领《托儿》全国巡演。
最近几年，记者每次采访陈佩斯都是因为他的话剧。所谓“做戏如做人”，我们从点点滴滴中感受到他的与众不同。比如挑采访的地点，陈佩斯从来不去那些豪华的大饭店，而是选择商场里比较安静的咖啡厅，这样的氛围似乎更适合说些真话。即使周围随时会有人认出他来，他也只是很随意地打着招呼，一切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演艺圈的“另类”
在所有人的心目中，演员都是高消费一族。在这个圈子里，从吃的穿的到房子车子，人人暗中较量、互相攀比。只有每次见到陈佩斯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他朴素的穿着、平和的做派背后，是一颗积极进取的平常心。正因为这样，他成了演艺圈中的“另类”。
去年底，陈佩斯被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种种传言“折磨”得疲惫不堪，无奈之下，他在自己的公司召开了小范围的记者会。当时的话题之一是办公室里的一幅牡丹图。当陈佩斯说这是一丛给他带来幸运的“牡丹”时，有位记者问:“您身上穿的棉线衣的花纹也是牡丹吧?”于是，众人的视线转移到了这件略显松垮的棉线衣上。陈佩斯说:“这件棉线衣有十多年历史了，还是1990年前后，我爱人给我买的出口转内销的，那次刚好赶上大甩卖，就买了一堆。前些日子，老茂(朱时茂)看见我穿这件衣服，他还问我:‘这件棉线衣还穿着呢!’其实我特别爱穿旧衣服，穿着随便、舒服。这件棉线衣和一条蓝色的裤子可是立了大功的，陪我转战南北，历经了好几部电影呢。”
夏天见到陈佩斯时，他通常穿的是麻上衣，脚蹬一双黑布鞋，肩上背一个布书包。他曾经以“环保大使”的身份在央视的访谈节目中倡议:“希望每一位公民都不要穿羊绒衫。羊绒出自山羊，大家可能不知道，山羊吃完草以后还要刨出草根吃掉，导致土地沙漠化，而羊绒衫的价格并没有把破坏资源所付出的成本加进去。”
谈到环保，陈佩斯这个“环保大使”的称号可并非徒有虚名。“1979年，我下乡到内蒙古。当时，那里的条件很恶劣，完全是沙漠。我在那里呆了4年，就从没吃过饱饭，整天黄沙蔽日，但实际上这块地方在汉朝时还是水草丰美的乐土。那几年的经历使得我对环保的认识太深了。”1988年，陈佩斯在北京西北昌平和延庆之间的山区承包了一座小山搞绿化，“租期”40年，现在他已经在山上住了十多年。他每年都会组织亲朋好友去他的乡居采摘，一去就是四五十人。每到这个时候，他都会让妻子给大家做饭吃，而且尽量不用一次性的餐具，回城时还会将不可降解的垃圾带回，绝不丢弃在山上。
“我的钱不多不少刚刚好”
在对待金钱的问题上，陈佩斯有一个观点:“有些人的苦恼是缺钱，也有一些人的苦恼是钱多了不知道怎么花，所以会干一些糊涂事。而我的钱恰好够用，用来做我想做的事情，不多不少刚刚好。”可能有的人认为陈佩斯不上春晚，去做舞台喜剧，是因为能获得更高的收入。但陈佩斯解释说:“为了做好舞台喜剧，这几年我损失了两千多万的个人收入，我现在只是一个中下等收入的普通中产阶级。”陈佩斯粗略地算道:“我自己走穴一次也能收入十几万，但现在我们一场演出一共才卖十几万，这其中包括演员的报酬、付给演员单位的钱、演员的保险等等。”
陈佩斯至今开的还是一辆桑塔纳2000，已经开了6年，之前他开的是1994年买的一辆普桑。其实，陈佩斯在演艺圈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他曾是演艺界最早开上车的一批人，当时大家开的几乎都是夏利，他就开上了拉达，那辆车是在1988年买的。之后，因为一个朋友有了一个进口指标，他才在1994年换了那辆进口的普桑。那时，他就和妻子明确了自家的购车理念：“车这东西永远也没有止境，因此，买一辆能够满足现有需求和公路条件的车就行了，大排量的车对能源的消耗太大。如果为了公司的门面需要一辆稍好一些的车，就以公司的名义买，咱们自己把车定位在这个档次就行了。”
很多知名导演和演员住的是别墅，而陈佩斯十几年前因为没地方住就搬到山上，和当时怀孕的妻子带领当地老乡盖了一所房子。现在，虽然他在市里有房子了，但也只是普通的公寓。
对于吃穿住行，陈佩斯奉行的标准就是“够用不浪费”，但在艺术上，他却是从不满足。的确，不是每个演员都能顺利实现从影视到舞台的转型，这方面失败的例子不少。近几年，戏剧舞台上也有越来越多的明星开始玩票，但没有一个人能像陈佩斯这样一部接一部，这么专注投入。大家看到的喜剧《阳台》，是他花了整整4年的时间在山上潜心创作的。用4年时间坐下来写一个剧本，对于一个明星演员来说，意味着丢掉几百万元的走穴收入!有这份恒心的人在演艺圈里称得上凤毛麟角。
为什么离开春晚
去年年底，网上一度流传陈佩斯和朱时茂会重返春晚演小品，更邪乎的是连小品的名字都起好了公布出来。还有人说，陈佩斯会辅导一个小品上春晚，当然这可能也是很多观众的愿望。但这些传言整天困扰着他，最后陈佩斯不得不声明:“我每年一到年底就总会被问到这个问题。今天我正式说明，我和春晚不再有任何联系。春晚办了20多年了，还拿我们这些人来炒作，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受人关注。我觉得很无奈，也很可悲，挺没劲的。”
说起和春晚“掰”的旧话，陈佩斯到现在还有很多话要说:“最早是1988年演《狗娃与黑妞》的时候，我就和央视春晚的导演说过要求单机拍摄，运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段，这样小品就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喜剧效果会更好，结果没人听。后来到了《警察与小偷》，我又提出这样的要求，其实那时已经有电视墙了，单机拍摄营造的气氛更好，结果还是被他们删去前面特别精彩的一段过场戏。结果观众看到我们的小品不满意，连我们自己也不满意。经他们一弄，我们的创作至少缩水50%。一年一年的，我们提出的意见总是遭到拒绝，所以矛盾就变成针锋相对了。现在我和春晚相距很远。”陈佩斯说，他还曾建议春晚考虑增加高科技魔术等节目，但这些点子都没能被采用。
“我已经8年没有上过春晚了，这对电视观众来说也许是个伤害。从我内心来说，希望春晚好，可春晚还是和以前一个面孔，当然他们有他们的难处。我认为，第一，春晚应该每年吸取新的艺术形式，开拓出新路，培养观众新的欣赏习惯；另外，应该大力推出新人，可春晚都做不到。春晚总是那些大型歌舞，大规模的华丽场面，在我看来那都是最简单的，没技术。好的节目，内容和高科技要结合起来，这才是最难的。”
推广中国人自己的喜剧
从5年前开始，陈佩斯由《托儿》走上戏剧舞台，当时因为很多观众以前没有亲眼见过陈佩斯，所以票房一下子特别火，在全国各地的46个城市巡演都很受欢迎。至今，《托儿》演出118场，创造票房3700万元，收入超过1000万元。接下来的音乐剧《日出》、喜剧《亲戚朋友好算账》和《阳台》也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阳台》至今巡演了70多场。这些数字，就是专业的话剧院团也未必能做到。
从《托儿》之后，陈佩斯成立了自己的大道文化公司，专心做戏剧。促使陈佩斯一直做话剧的动力，除了他的公司已经实现良性运转，还由于他做的话剧都承载了一些社会责任，对社会上司空见惯的荒唐现象加以讽刺，使陈佩斯找到了和观众交流的途径。
陈佩斯的成功看似偶然，其实有必然的因素。他在戏剧背后花的工夫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他在创作《阳台》剧本、体验生活的时候，就干脆和包工头一起“滚”在工地上。《阳台》描写一个小包工头所遭遇的荒诞故事，其中涉及到了很敏感的贪污腐败和“三农”问题。对于农民的生活，他说自己一点都不陌生，因为18年前调动工作，有一阵子他是“无房户”，索性就到北京郊区的山上买了块地。“我原来下过乡，盖房子泥瓦匠的活我全会，而且我有底层生活的情结，所以就建了几间瓦房。在农村生活这18年，我亲眼目睹了农民从穷到富的过程，也体会到农民的切肤之痛。”
谈到创作喜剧，陈佩斯毫不忌讳地谈起了自己曾经失败的经历。他在春节晚会上演喜剧小品，很早就开始出名，但他说真正摸着喜剧的门槛，明白喜剧是什么，还是在6年以前。“以前我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拍影片《太后吉祥》的时候，做完了，我知道全错了；拍影片《编外丈夫》的时候拍到一半，我知道错了，恍然大悟但改不了了；这些电影都是我痛心疾首的教训。”当时，陈佩斯非常苦恼，因为评论界对喜剧的研究一直是缺失的，甚至连喜剧的基本定义都没有，更不要说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后来，陈佩斯研究了卓别林所说的“喜剧就是窘境”，他认识到“错位产生喜剧的效果，比如《警察与小偷》就是一个典型的错位喜剧”。在慢慢发现门道之后，陈佩斯说:“终于豁然开朗，那真是别有一番天地!搞《阳台》的时候，我抛开意识形态的东西弄纯喜剧，一下把每个人物都找准了，那真叫漂亮!”
现在，只要是上演的戏剧，陈佩斯几乎每台都看，看过之后就回家总结琢磨。看到有不少国外的喜剧作品出现在我们身边，比如《憨豆先生》，陈佩斯认为是“流水线”作品，创意不大。他表示，虽然引进、移植国外经典的喜剧也是一条不错的路，但更希望有人来研究我们自己的喜剧，推广中国的喜剧，最终让中国的喜剧成为世界喜剧的佼佼者。
参考资料：http://bbs.phoenixtv.com/fhbbs/redirect.php?tid=2132419&goto=lastpost&highl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