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1934年10月—1936年10月），共产党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由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会合后组成）、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方面军分别从各苏区向陕甘苏区的战略撤退和转移。其中红一方面军行程在二万五千里，因此长征又常被称作
二万五千里长征。国民党称此为“流窜”。
1933年10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动员近100万国民革命军围剿各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农村根据地，并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要控制地区）。
在前四次战役中，由于实施
毛泽东的运动战方针，国民政府军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均以撤退告终。在第五次战役中，由于毛泽东失去领导权，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
博古（原名
秦邦宪）采纳苏联军事顾问李德的建议，放弃过去四次反“围剿”斗争的积极防御方针，将这场战争定性为国共之间的决战，采用军事冒险主义，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之外抵抗国民革命军，决定在国民党之前抢先行动，发动所有红军展开全面进攻，并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但中央苏区只有10万左右的正规军和数万游击队，在抢先进攻后不久即遭到巨大损失。这时共产党方面决定进行阵地防御，辅以“短促突击”(短距攻击)，意图抵挡国民革命军的前进。但这个行动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不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的北大门广昌陷落，红军死伤一万余人。红军的最初计划是从南线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到达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由于当时临时中央的领导者，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的时候，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且将各种仪器均随军携带，导致行军队伍缓慢。红军虽然英勇作战，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但是自己也损失惨重，至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时，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10万余人已经锐减至3万余人。而且这时国民党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调集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在这革命的危急关头，在毛泽东等人的力争之下，中央红军改变了原先的战略计划，决定争取主动，向敌人防御薄弱的贵州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