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元盛世直接跳到
安史之乱，是有点仓促，但也大概符合史实。从
唐玄宗李隆基完全取得皇帝权力的公元713年，到安史之乱发生的公元755年，满打满算也就40年时间，还得掐头去尾，算下来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盛世大概也就不过2,30年的时间。只不过这2,30年实在是太过于辉煌了，所以留在后世中国人心中的印象异常地深刻。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很难写，太完美的事情还是让他留在人们的脑海中吧。
正所谓“福兮祸所依”，几十年的盛世年华不但让普通人丰衣足食，兴高采烈。对于他们的当家人，玄宗李隆基同志也一样，毕竟都是人，免不了志得意满，好大喜功起来。要说唯一的遗憾呢，就是这个报应来得有点快，我倒是真是愿意安史之乱能发生在李隆基身故之后，起码也算是一个善始善终的人生，中国历史上也可能又多了一个起码表面上高大完美的帝王形象。虽然这样的设想无法真正地对历史大潮有什么改变，但起码不至于让后来的中国人一谈起唐玄宗，总是一副欲言又止，五味杂陈的感觉。
要细说安史之乱呢，头绪和线索太多，很容易就陷入各种史料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无法自拔。所以我打算只就一个主线来谈，这样比较清晰。让我从开元盛世的前期酝酿阶段说起吧。
李隆基在政权稳定后，自然就开始了国家的建设。所有的手段呢，也都是一个还算圣明的天子的常规套路，无非就是整治吏治，打击腐败，广开言路，任用人才，严防皇亲贵胄和宦官专权等等，大概也就是一个正常的人所能想到的一系列操作而已。就是这样看上去很普通的治理措施，却取得了异常神奇的效果。
公元713年，整个国家还不知道是不是能继续扛着大唐的旗帜走下去呢。这不过十几年功夫，到了公元725年，唐玄宗就已经能够有资格，或者说有面子去泰山进行“封禅”大典了。要知道，在
中华帝国的伦理规则下，很少有皇帝能有这个资格能够直接向老天爷汇报自己所取得的丰功伟绩。唐宗宋祖都没这个资格，终唐一朝，好像也就只有李隆基和他爷爷，
唐高宗李治才有底气直接面对上天的审视。不难想象，当时的社会已经繁荣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更不难拿想象，十几二十年后，真正的开元盛世又是一番怎样的繁华。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开元盛世来得如此之快，而且达到的繁荣程度如此之高，以至后世的王朝都罕有和它能够相提并论的时代。这一切的得来真的是所谓唐玄宗的雄才大略吗？要是这样，那为什么后来同样的，治国经验更为丰富的李隆基同志没本事再次力挽狂澜呢？
所以还得讲道理。就比较宏观的历史局面来看，开元盛世的成就，直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其一，经济结构的问题。在以农业，手工业和中小型商业为主要经济类型的人类古典社会里，单纯的经济发展和衰败都是很迅捷的事情。只要社会政治安定，再加上老天爷帮忙，来上几年的风调雨顺，社会生产力的恢复速度是非常快的。毕竟，又不存在什么复杂的行业链条，分工合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不存在什么技术壁垒和贸易障碍。简单地说，在古典社会中，只要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关系处在一个还算合适的状态下，就已经能够奠定一个社会稳定，和富足的基础了。
其二，大唐建国据李隆基登基已经过去了大概一百年左右，前期的皇帝，包括
武则天都是非常有能力的统治者。尤其是武后，她也许在国家上层造成了一定的政治混乱，但是对于国家基层，事关国家根基的治理上，她从来也没有丝毫的疏忽，因为恐怕就是她自己大概也深深地知道，这才是她权力真正的基础。通过前期的这些努力，他们已经给李隆基的大唐帝国留下来非常有效地，完全可以奉行的各种规则，制度，律法等等，这些都是无比宝贵的政治资源。
因此，当伟大的唐玄宗李隆基顺势把多年官场的积弊一扫而空的时候，好日子就自然而然地开始了。
随着大唐王朝国势前所未有地强盛，作为帝国领头人的李隆基终于可以放下心来，纵情享乐了。这也是人之常情，要不几十年如一日的殚精竭虑，努力奋斗为了什么呢？倒不是说李隆基一开始就是冲着贪图享受去的，不可能，人在年轻的时候谁能没有个豪情壮志呢？更何况贵为王子。只是说，当所有外界的压力突然都消失不见的时候，又有这个条件，为什么就不能放纵一下自己的欲望呢？毕竟，连
孔夫子都说过，“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也算是人性的自然吧，没有什么值得过分鄙薄，或者不齿的。
如果只是皇室，和上层的奢靡那还好说，大唐的底子应该还是能经得起他们折腾一段时间的。只是，唐玄宗除了生活上对自己和皇室的放纵，还喜欢上了频频对外用兵。政治腐败与黑暗，影响了将领的贪功求官的欲望。为了挑起战争，并在战争中立功受赏，加官进爵，边镇的很多将领肆意挑衅，使得边境战乱不断，李隆基的好战对此又是火上加油。
对外用兵，不但耗费国家财政资源。更要命的是，为了保证军事斗争的有效性和灵活性，国家的政治资源，尤其是权力的配置只能向外围倾斜，形成了外重内轻的权力格局。地方分权的藩镇割据的权力形态开始形成，终唐一朝，这种趋势，或者说模式都没有什么本质性的改变。而安史之乱，只是这种模式下的几乎必然的权力冲突一次集中地爆发而已。
安史之乱被认为是里程碑似的事件，一般历史学界认为它是大唐王朝国运的分水岭。安史之乱后，虽然也有过几段时间不太长的中兴和起色，但总体而言，唐朝是一路下行，再也没有能够回复往昔的辉煌和荣耀。
比这个判断更为重要的是，安史之乱甚至成为了整个中华帝国历史上政治结构的标志性事件。简单讲，就是我们先前说过的从贵族政治到庶民政治，或者叫平民政治的具体历史性转变正是在这之 后逐渐地开始在中国社会中明晰起来。从这种角度来观察，以前我们说过的比较遥远的东汉末年的官渡之战，还要稍微近一点的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都可以看做是这个历史趋势的萌发和酝酿的阶段。
这种判断大致秉持的理由是这样的。安史之乱前后，在国家权力的分配上，藩镇割据，外重内轻的情形在终唐一朝，再也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而这些尾大不掉的藩镇势力其实际的控制人，再也不是先前的王公贵族，或者世家巨族，总之是那些和皇室王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而是那些以前在对外战争中手握重权，尤其是军权的军人们和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以他们为核心结成的利益集团。这些人来自帝国的各个阶层，甚至是外族输入，比如直接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还有号称帝国名将之花的高仙芝都是这样的例子。他们和原中国社会的豪族，尤其是皇室基本上没有什么深厚的纽带。
总之，如果用今天人们熟悉的观念来描述安史之乱后的中国社会的特点，大概能这么说。此后的中国社会变得更“民主”了，因而也就更为分裂了。这就为宋帝国，及其后续的中国王朝所奉行的平民政治，及建立在其之上的官僚体系，包括我们最为熟悉的帝国文官制度，科举制的成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