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李大钊是热情歌颂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伟大意义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所写的几篇论文中，即已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原因。
2、在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曾连载两期。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所阐明。这篇文章应该看作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
3、在《新青年》上办了“马克思研究号”，而且帮助《晨报》副刊开辟了一个“马克思研究”专栏。从5月5日到11月11日，这个专栏共发表了五种论著，其中包括：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
4、1920年，李大钊除继续写了大量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外，还于当年3月和邓中夏、高君宇等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设立了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法文三组，翻译了许多马、恩的著作。直到1921年，研究会才公开。
扩展资料：
李大钊的革命事迹：
1924年1月，李大钊作为大会主席团五位成员之一，出席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等，为实现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
此后，直接担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 在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组织和领导下，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1926年3月，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积极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三一八运动，号召人们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李大钊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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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6-05-04
（一）从一开始就注意完整准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胜利开一个好头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首先表现出特别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即忠于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并力求面对中国的现实，从一开始，就使中国人民对于这一伟大学说有一个完整准确的了解，从而保持这一学说的科学性与神圣性，为马克思主义今后的传播与胜利，开了好头。他1919年5月（按：这是指预定发表的时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这方面成功的代表作。
在李大钊以前，中国自然已早有人提到马克思及其某些理论主张，但是，中国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争取彻底解放的科学理论来宣传，却是从李大钊开始的。
1918年，李大钊先后写了关于宣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虽然与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理解密切相关，但这还不是他自觉地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这几篇文章中，只有一篇直接提到这场革命“是奉德国社会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他却并没有着重去阐述。也可以说，李大钊在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尚未作出较深入较系统的研究与了解之前，他是不愿意轻率地或孤立片面地去大谈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科学理论的。而在当时的文化气氛下，面对一种新的时髦学说，采取这种轻率态度的人实在并不罕见。李大钊在他写欢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准备，才在适当的时机（五四运动的高潮中）、适当的场合（《新青年》马克思专号）以适当的内容形式（系统的专题研究论文），向中国人民极其庄重地介绍了这一代表世界新潮流适应人类争取彻底解放的崇高理想和新需要的新理论。必须认识到，李大钊这样做决不是随意的、偶然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审慎选择的。也就是说，李大钊是在自觉地要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带一个好头，开一个好头，是在自觉地力求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完整地而不是孤立地、深入地而不是表面地、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去介绍马克思主义，是在自觉地从一开始就使人们比较准确完整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使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给中国人民留下崇高、神圣、集中人类高度智慧而又反映人类美好理想的印象。毫无疑问，李大钊的这种选择和这种做法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意义是极其深远的。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首先表现出特别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即忠于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并力求面对中国的现实，从一开始，就使中国人民对于这一伟大学说有一个完整准确的了解，从而保持这一学说的科学性与神圣性，为马克思主义今后的传播与胜利，开了好头。他1919年5月（按：这是指预定发表的时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这方面成功的代表作。
在李大钊以前，中国自然已早有人提到马克思及其某些理论主张，但是，中国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争取彻底解放的科学理论来宣传，却是从李大钊开始的。
1918年，李大钊先后写了关于宣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虽然与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理解密切相关，但这还不是他自觉地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这几篇文章中，只有一篇直接提到这场革命“是奉德国社会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他却并没有着重去阐述。也可以说，李大钊在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尚未作出较深入较系统的研究与了解之前，他是不愿意轻率地或孤立片面地去大谈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科学理论的。而在当时的文化气氛下，面对一种新的时髦学说，采取这种轻率态度的人实在并不罕见。李大钊在他写欢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准备，才在适当的时机（五四运动的高潮中）、适当的场合（《新青年》马克思专号）以适当的内容形式（系统的专题研究论文），向中国人民极其庄重地介绍了这一代表世界新潮流适应人类争取彻底解放的崇高理想和新需要的新理论。必须认识到，李大钊这样做决不是随意的、偶然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审慎选择的。也就是说，李大钊是在自觉地要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带一个好头，开一个好头，是在自觉地力求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完整地而不是孤立地、深入地而不是表面地、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去介绍马克思主义，是在自觉地从一开始就使人们比较准确完整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使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给中国人民留下崇高、神圣、集中人类高度智慧而又反映人类美好理想的印象。毫无疑问，李大钊的这种选择和这种做法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意义是极其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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