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不但要会做文章，还要懂得为国分忧的道理。从军者不但要勇于冲锋陷阵还要学习运筹帷幄。总之，想成为有用之人就要从严要求自己。
一个人的修养最早形成于家庭教育之中。长辈的教诲不管是温和的还是严厉的，都要铭记于心。所以说，家庭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家教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前途，也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兴衰，甚至国家的发展都与家教有密切联系，因为国家就是由一个个家庭组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向以严父慈母来作为家庭教育的基本模式，做父亲的对子女严格要求，做母亲的则偏重于仁爱，两者相结合，使子女们既会严于律己，又能体会家庭的温暖，二者并行不悖。过分严厉，则子女容易产生逆反情绪，不利于与子女的沟通，过分慈爱，事事听从子女之所好，则流于溺爱，同样不利于子女的成长。
曾国藩一生深得父辈的教诲，受益匪浅。他在成名之后对家教也非常重视。
他认为对子女的爱不仅体现在养，还体现在育。吃饭、穿衣是重要的，子女的教育问题更重要。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天下父母们共同的心愿。“夫为人父者，必怀仁慈之爱，以畜养其子，抚循饮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识也，必严居正言以先导之，及其束发也，授明师以成其技。”
小时候对于子女的爱体现在饮食起居上，长大后，对子女的爱就体现在对其的严格教育上。
刘向的《说苑·建本》中也谈到了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重要性：
父之于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诲以成之，养其谊，藏其伪，时其节，慎其施。子年七岁以上，为之择明师，选良友，勿使见恶，少渐之以善，使之平化。大意为：在教育的过程中，要让孩子们懂得区分好坏，要趋善避恶。
除此之外，还要培养家长的威信。没有威严，子女对父母的话置若罔闻，教育也就成了一句空话。除了威严之外，还要对子女严格要求。不分缘由地满足子女的一切愿望，结果不是对子女有益，反而对子女有害。
儒家强调在家教过程中要培养子女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存技能，只有学会了这些将来才能在社会上立足，从更长远更高的方面来说，才能踏上仕途，成为人上人。子女们长大后做出非法之事者，多是由于做父母的小时候过于溺爱、宽容的结果。这就不难解释为何条件越优越，宠爱越多，人的意识力越薄弱，越容易犯错了。
曾国藩在事业成功后，在孝顺父母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尽管自己不能亲自回家照料父母，但经常写信回家问候，同时经常给家中寄去银两，以资接济，这些都给他的子女起到了垂范的作用。
在子女的品德教育、功课学习上，曾国藩也是倾注了很多心血。经常写信回家，指导孩子们的学习，从科目的选择，到课程表的制定，都详加叮嘱。
有时候，曾国藩还让孩子们把作业寄过来，自己亲自批阅，指出其缺点，以利于改正。有时候为了给孩子选择一个老师，曾国藩也要下不少功夫去考察。
正是在曾国藩的耳提面命之下，他的子女们都走上了成材之路，其子曾纪泽担任过驻俄大使，在办理中外交涉方面发挥过很大作用，另一个儿子曾纪鸿成为一代数学家。孙辈中有曾广钧诗人，曾孙辈中有教育家和学者，可谓人才济济，后继有人。
“苛教于已，严教于人”。曾国藩给儿孙留下的遗产，大多是精神财富，世代相承，福泽后世。即使已过百余年，现代人读他写的文章还是能获益匪浅，可见他的教育方法影响之深。
爱子之心人皆有之，谁不愿意自己的后代生活得好一点呢?可是，爱之实是以害之，你不留下大笔的遗产还好，你留下的遗产越多，害他们就越深。
与其如此，不如看看曾国藩的说法和做法。
曾国藩不是一个拥有大笔财产的人，但也绝不是一位没有财产的人，还远远没有到临终前，他就在思考如何处理遗产的问题。
曾家先祖星冈公在世时，认为积攒私财是败家之兆。对此，曾国藩十分信服。他以为，与其给子孙留下大笔遗产，不如教子孙走入正道。在这一点上，很多名人都有同感，认为留给子孙最好的财富就是志向，就是教育，而并非钱财。与曾国藩同时的清代名将左宗棠虽然与曾国藩时有别扭，但在教子上和曾国藩不谋而合，也以德性为本。他认为若能谨慎持家，不会挨饿受穷；若任意挥霍与人攀比，沉溺娱乐不思进取，就是给子孙积累再多的钱都不够败家的；如果子孙的品行不正，积的钱越多，他们犯的错就越大。
曾国藩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人所能做的是庄敬自强，走正大光明之路。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并未给自己留什么积蓄。他请弟弟国潢将自己在家乡的田产或捐或转售他人，所得的钱银供家中日用之需，他认为为官者家里没有闲钱，子女就有忧患意识，会慢慢地勤快起来，知道自立自强。相反的，骄惰之气多由财生。他还叮嘱家人不可买田，弟弟儿女们只要努力读书，以后不怕没有饭吃。
不给后人留下大笔钱财，主要是为了使他们自立成才。正是为这个目的，曾国藩在外做官，始终不忘对子女殷殷教海。从咸丰二年到同治十年这二十年中，他写给两个儿子的信近二百封，包括其教子如何读书、作文、做人。
在家书中他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教育儿子要只求读书明理，不求做官发财。
他教导儿子读圣人之书，且要做到学以致用，身体力行。他还认为读书是为了明德行，做新人，办好事。若不然，读书无用。尽管能写文章，作诗篇，卖弄自己的高雅，也只能算得上一个识字的“伪人”，怎么能够说是什么深明大理的有用人才呢? 现在，国家依据考试中文章的优劣选用人才，认为这些人既然能够按照贤明领导者的意图立论作文章，也就必然懂得有益于人类社会的道理，做有益于人类社会的事情。此时选出的是“文才”而不是“人才”，只有在身居官位而不脱离平民百姓，兢兢业业地遵循常规办事之后，才能成为有用之才。
如果仅仅懂得写文章、作诗词，却丝毫不懂得修养自己、学习治理社会的道理，国家用这样的人做官，等同于浪费社会资源，严重的还会误事误国。
“苛教于己”就要求读书人不但会做文章，还要懂得为国分忧的道理。从军者不但要勇于冲锋陷阵，还要学会运筹帷幄。总之，想成为有用之人就要从严要求自己。曾国藩重视读书做人的教育，可他却避免了高高在上、夸夸其谈的督责。他从自己学习的亲身体验出发，以商量的口吻，研究的态度，中肯地教育儿子在学习与进步中的不足，因此效果十分显著。
所以，“苛教于己”是“严教于人”的前提和基础，两者相辅相成才能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