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美的富士山下，隐藏着喷涌的岩浆。美丽的北海道沿岸，处在太平洋地震带范围。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相对于其他大中华文化圈里的东亚各国，千百年来“独悬海外”的日本民族，形成了其积极中带着忧郁，从容里蕴含极端的特殊民族气质。
“向死而生”的武士道精神，就是这种特殊民族气质的突出表现，而
武士道精神之中对于名誉的重视，和对于死亡近乎于追求的执着，则是武士道精神的核心。
然而任何一种精神的形成和流传，都有其特地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推动，日本武士道精神中轻生死重名誉的价值观念，也是在古代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
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历史背景，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起源，武士兴起发展的历史，就是士兵从国家的保卫者转向家族私兵的过程
中国古代诗人李白在《侠客行》中曾写出这句十分荡气回肠的诗文：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日本武士道精神在现代人的眼中，似乎也具有这种极度浪漫的诗人气息。然而实际上，诗毕竟只是艺术作品，包含着诗人的寄托与想象，武士道精神也是如此
。现代人眼中的武士道精神，不过是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之后，从历史的只字片语之中拾起，再加以现代人个体的想象，升华而成的一种向往。
真正的武士道精神，非但谈不上任何浪漫，反而隐藏着人作为独立个体的悲哀。
正如前文中所说的日本民族的整体气质，看似的积极之中，带着无可奈何的悲哀，从容赴死的选择下，
体现的是没有退路的极端情绪。
正如同日本武士道经典《叶隐》之中的那句话：
“所谓武士道，即死而已。”
武士首先还是人，是人就有求生的欲望，这世间也很少有一种精神是鼓励人“去死”，而且还能源远流长，深入到一个民族的血液里的。
这里的“即死而已”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无奈。
从日本武士道的起源来看，武士道兴起于藤原氏专权政治背景下的日本，其形成与发展，实质上类似于中国汉朝时期大一统王朝的瓦解和门阀制度的兴起。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武士道精神繁荣的中世纪，正是日本战乱不止，大名们混战不休的战国年代。
换句话说，在以天皇为代表的日本中央集权逐渐瓦解以后，生活在底层的日本百姓和小贵族，为了在战乱的年代里存活下去，不得不向大贵族们投靠效忠。武士的起源实质，是士兵从国家的保卫者转向家族私兵的过程。
藤原氏
所以说，武士道精神的兴起，其实是在日本大一统的天皇统治瓦解后，位于上层的大名们，和位于下层的武士阶层之间，形成的一个约定俗称的契约，即大名为武士提供地位和土地等赖以生存的资源，而武士则为大名付出自己的生命。
这种契约因为没有法律的效力，只是道德和人格上的约束，上位者为了武士们的忠诚，只能不断推动强化武士道精神里的名誉观念，借以绑定武士们。
重名誉轻生死的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形成，是作为上位者的大名们为了保障武士的忠诚，推动形成的武士阶层的划分标志
如果说日本武士道精神之中重视名誉胜过生命的名誉观，只是一种武士阶层与上位者的契约的话，那么在面临真正生死抉择的时候，是什么支撑着武士们不会“违约”呢？是武士们本身的道德高尚吗？
是，也不是。
武士阶层跟日本社会的任何一个阶层一样，划分的依据是个人的武力和地位，而不是道德。武士阶层之中固然有真正的珍惜自己名誉胜过生命的人，也一样有面对生死抉择时贪生怕死的人，所以单纯的道德，不足以构成武士阶层整体对名誉观念的看重。
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之中说：
“只有背叛阶级的个人，没有背叛利益的阶级。”
武士道精神之中重名誉轻生死的价值选择，其实是武士阶级本身的利益所在。
日本毫无疑问的也是大中华文化圈的一部分，其起源哲学深受孔孟之道的影响，“仁义礼智信”和“忠君”的思想深入人心。在这一现实之下，那些以家族为核心崛起的大名们，本身就是天皇的“叛逆”，自然不可能宣扬大一统的忠君，或者说“忠于国”的思想，转而强调“忠于小家”，忠于自身的报恩思想。
从这个角度上讲，大名们为武士提供生活所需和稳定的家庭环境，而武士们则出于“报恩”的思想，忠诚于大名，强调的不是国与家，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从属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