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灭商以后，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三个奴隶制国家，如何维护自己的统治，巩固国家政权，成为摆在西周统治者面前的当务之急。在吸收商朝灭亡教训的前提下，西周统治者以宗法制度为基础，创建了“封诸侯、建藩卫”制度，即分封制度。
分封制度作为西周基本制度之一，其具体内容又是如何呢？据史料记载，周初封建的诸侯，主要是同姓（姬姓）子弟；《荀子·儒效篇》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也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其次封建的诸侯有功臣，有古帝王之后。那么，西周的统治者为什么要实行这种分封制度呢？
对于这个问题，历史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是“部落殖民”，这据《左传·定公四年》所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族，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使帅其宗室，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一些历史研究者就是从这段文章入手，认为周初的分封，即胜利的征服者周氏族贵族，带着被征服的殷民六族或七族，跑到原来殷人氏族部落或他族部落集居的地区去统治“商奄之民”或他族的人民。
第二种意见是对所征服的器具、土地和人民的 “分赃”。一些历史研究者从西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出发，认为在那种低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器物与土地是作为财富的象征，是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而人民在奴隶制盛行的那个时代，更是一种十分珍贵的资产，从而导致将奴隶社会早期或者更晚一些时候的战争的目的武断地“嫁接”到实行分封制的目的上来。
无论从哪个方面，以上两种观点都是不切实际的。我比较赞成以杨善群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历史学者所持的观点：即第一，建立藩屏，卫护王室；第二，稳定政局，镇抚名族；第三，抵御外侮，巩固边防。
据史料记载，周武王病死后，子成王诵继立。成王年幼，武王弟周公旦辅政，而带兵驻守在殷都周围的管叔、蔡叔等贵族怀疑周公有夺取王位的意图，对周公极为不满，致使纣子武庚有机可乘，拉拢二叔，又联合东方的徐奄等部起兵反周，经过三年苦战，才被平定。战后，周公意识到分封势在必行，在“吊二叔之不咸”之余,“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由此我们看出，分封制目的一之所在。
分封制大封同姓子弟、功臣及古帝王之后，让他们在自己的诸侯国内享有一定的特权，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方面的建设，这就避免了类似于管叔及蔡叔的事情的发生，暂时地满足了西周奴隶主贵族的欲望及要求，缓和了奴隶主贵族之间的矛盾，起到了“稳定政局”的作用。在分封过程中，周公要求那些受封诸侯在治理诸侯国过程中要“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或“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要实行文王“德明慎罚”的方针，广求“殷先哲王”的“保民”办法。通过这些措施，极大地缓和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矛盾，降低了殷民及其他族人的反抗情绪，起到了“镇抚各族”的作用。
从《西周形势图》，我们可以得知：在西周王朝的四周分布着肃慎、山戎、鬼方、羌、濮越等少数民族。一些少数民族经常性地侵扰西周的边界，掠夺财富，而西周在这些边界建立诸侯国，派王室贵族等直接管理，一方面直接加强了周王室的统治力量，对一些少数民族以及一些外族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该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边疆地区与王畿之间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交流，加速先进文化及先进生产技术的传播，从而为抵御外侮，巩固边防提供坚强的物质后盾，起到其应该起的作用。像太王长子太伯和次子仲雍渡江南下，在太湖沿岸建立吴国。他们与当地人民结合，不但对开发吴越作出了贡献，而且还加强了对巴、濮、越、邓等部的控制。
由于分封制是建立在宗法制的基础上，随着人类的不断繁衍，大宗与小宗之间，周王室与诸侯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特别是那些在比较边远的地区的诸侯国还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周王室的关系更加越来越疏远。长此以往，本来就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散性，独立性的诸侯国离心倾向越来越大，越来越不满足于做一个小小的诸侯国君。一些势力较强的诸侯国更不满足于自己的现状，互相侵占土地，掠夺财富，甚至是吞并小国，战乱由此而开始，500多年争霸战争由此而产生，从此人民将陷入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分封制作为中国奴隶制政治制度的特征，在一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行使着与“郡县制”同样的作用；它有着有利的一面，也有着不利的一面，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汲取其有益的部分，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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