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0-06-28
李煜,原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李景的第六子，生于937年，959年被立为太子。961年即位，没有年号。
李煜即位时，南唐已为宋的属国。他面对宋朝的压力，逆来顺受，以图苟且偷安。975年，宋军入金陵，俘后主，南唐灭。
李煜在政治上是一个昏君，在文学上却是一个文学家，诗人。其主要成就在诗词上，前期作品主要反映宫廷生活，如《长相思》，《浣溪沙》等。被俘后，比前期有很大突破，代表作有《虞美人》，《破阵子》,《浪淘沙》等。
<<百家讲坛>>赵晓岚教授对李煜的评价：
在佛经里有这样一个故事，传说佛祖的前身之一，尸毗王在修行的时候，一只鸽子为了逃避鹰的追逐，飞到他的腋下请求保护。可是鹰说，我也是一条生命啊，你救了它，我就得饿死。怎么办呢？尸毗王说，我割自己的肉喂你吧。鹰说，那好，可你割的肉必须和鸽子的重量相等。尸毗王答应了，可他没料到，他割尽了身上的肉还是抵不上一只鸽子的重量。于是，他竭尽全力将自己整个人压上了那个天平。这一下子，大地震动，天女散花，芳香满路，而将死的他也重新获得了生命。原来，这是天神为了试探他行善的诚心，而特意设的一个局。
李煜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对于这个故事肯定也相当熟悉。可他没想到，命运其实也为他设了一个局，它让这个有着孩子般纯真心灵的人去品尝亡国的巨大痛苦，最后用极端残忍的方式夺走了它的生命。这就像佛祖的前身在用自己一块块鲜血淋漓的肉去喂命运派来的那只饥饿的鹰，最后还押上了整个生命。但所有的这些痛苦又都成了李煜的艺术养料，成了他词艺术魅力的源泉，也让他在词的世界里获得了新的生命。
西方有个哲学家，叫尼采的说过，一切文学作品中，我最爱那些用鲜血写成的。王国维在指出李煜的词是用鲜血写成的同时，还进一步地说他：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意思就是说，李煜词中表现的这些痛苦，从本质上来说，已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痛苦，而是像佛祖和基督所感受的那样，是全人类共有的痛苦。因此，当他用自己痛苦的生命，用自己淋漓的鲜血来写词的时候，他的词也就有了永恒的生命力，赢得了古往今来无数人的赞美和喜爱。
有人说，李煜的词是词中的极品，一字一珠。有人说，李煜的词就像王昭君和西施那样的大美女，虽然没有打扮、没有包装，但一样是万人迷。还有人把他和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摆在一起说，“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认为他们分别是男女词人中写成最内行，最有本来面貌的杰出词人。
还有一个评论家，大概是对这两个词人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无话可说了，干脆制造点噱头，就说，“后主易安，直是词中之妖，恨二李不相遇”。意思是说，李煜和李清照这两个人，简直就是词这个世界里的妖精，他们两个人不能碰面，真是太令人遗憾了。这一男一女两个词中之妖，如果碰面会发生什么故事呢？这就确实令人遐想了。不过，我们还是把这个遐想留给编小说的文学家吧。
在所有的评论中，我认为最能够给李煜一一些安慰的是这么两条。一条是明末清初一个叫沈谦的人说的，他说：李后主拙于治国，在词中犹不失为南面王。意思是李煜治理国家不行，但是在词的世界里仍然保持着一个帝王的地位。而晚清的著名学者王鹏运更是直接赞美李煜是：词中之帝，当之无愧色。
我们看，命运让李煜在现实世界里失去尊严、失去皇冠、失去国土，又全部在词的世界里还给了他。命运让他在现实世界里流泪、流血，付出生命，又让他用这泪，这血，这生命铸成了一座艺术的丰碑。在千年之下，仍然让我们感动，让我们尊敬，让我们仰望。这也就是文学批评史上一再提到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和“诗穷而后工、愤怒出诗人”的文学创作规律。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李煜没有亡国的经历和感受，那么他虽然也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词人，但是他绝不可能戴上“词帝”这种李煜在艺术方面，具有很高的成就。
李煜在艺术方面，具有很高的成就。
他能书善画，对其书法：陶谷《清异录》曾云：“后主善书，作颤笔樛曲之状，遒劲如寒松霜竹，谓之‘金错刀’。作大字不事笔，卷帛书之，皆能如意，世谓‘撮襟书’”。对其的画，宋代郭若虚的《图书见闻志》曰：“江南后主李煜，才识清赡，书画兼精。尝观所画林石、飞鸟，远过常流，高出意外”。惜无书画传世于后。
李煜的词的风格可以以975年被俘分为两个时期。
他前期的词风格绮丽柔靡，不脱“花间”习气。根据内容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描写富丽堂皇的宫廷生活和风花雪月的男女情事，
如《菩萨蛮》：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朝好向郎边去。刬袜下香阶，手提金缕鞋。 画堂南畔见，一晌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郎恣意怜。
还有一类是在宋朝的压力下感受到无力摆脱的命运时所流露的沉重哀愁，
如《相见欢》：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他后期的词由于生活的巨变，以一首首泣尽以血的绝唱，使亡国之君成为千古词坛的“南面王”（清沈雄《古今词话》语），正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这些后期词作，凄凉悲壮，意境深远，已为苏辛所谓的“豪放”派打下了伏笔，为词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宗师。至于其语句的清丽，音韵的和谐，更是空前绝后的了。
如《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浪淘沙令》：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王国维认为：“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而且还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此最后一句乃是针对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所道：“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王氏认为此评乃扬温、韦，抑后主。而学术界亦有观点认为，周济的本意是指李煜在词句的工整对仗等修饰方面不如温庭筠、韦庄，然而在词作的生动和流畅度方面，则前者显然更为生机勃发，浑然天成，“粗服乱头不掩国色”。
李煜词摆脱了《花间集》的浮靡，他的词不假雕饰，语言明快，形象生动，性格鲜明，用情真挚，亡国后作更是题材广阔，含意深沉，超过晚唐五代的词，成为宋初婉约派词的开山，后世尊称他为“词圣”。
李煜的词，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词人的传统，又受了李璟、冯延巳等的影响，将词的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其主要成就表现在：
①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在李煜之前，词以艳情为主，内容浅薄，即使寄寓一点怀抱，也大都用比兴手法，隐而不露。而李煜词中多数作品则直抒胸臆，倾吐身世家国之感，情真语挚。所以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
②具有较高的概括性。李煜的词，往往通过具体可感的个性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一般意义的某种境界。“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等名句，深刻而生动地写出了人生悲欢离合之情，引起后世许多读者的共鸣。
③语言自然、精炼而又富有表现力。他的词不镂金错彩，而文采动人；不隐约其词，却又情味隽永；形成既清新流丽又婉曲深致的艺术特色。
④在风格上有独创性。《花间集》和南唐词，一般以委婉密丽见长，而李煜则出之以疏宕。如《玉楼春》的“豪宕”，《乌夜啼》的“濡染大笔”，《浪淘沙》的“雄奇幽怨，乃兼二雄”（俱见谭献《复堂词话》）《虞美人》的“自然奔放”、“如生马驹不受控捉”（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兼有刚柔之美，确是不同于一般婉约之作，在晚唐五代词中别树一帜。正如纳兰性德所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质重，李后主兼有其美，饶烟水迷离之致。”（《渌水亭杂说》）
李煜本有集，已失传。现存词四十四首。其中几首前期作品或为他人所作，可以确定者仅三十八首。
他的旧臣说他有《文集》30卷及“杂说”百篇。《郡斋读书志》载《李煜集》10卷，《宋史·艺文志》也载《南唐李后主集》10卷,均佚。《直斋书录解题》中载《南唐二主词》1卷，现能见到的有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墨华斋本,录李煜词34首，其中《望江南》一首可分为二首。后清代邵长光又录得 1首，近代王国维为《南唐二主词》补遗，增加了9首,不过其中有问题的似不少。据近代多数学者的意见，能确定为李煜词的不过32首。其词集注本有清刘继增的《南唐二主词笺》、近人唐圭璋的《南唐二主词汇笺》、王仲闻的《南唐二主词校订》等。詹安泰的《 李璟李煜词》,注释颇详。事迹见《新五代史》、《宋史》及马令、陆游二家《南唐书》，今人夏承焘《南唐二主年谱》。
对于李煜的作品评价，首推当然是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的“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词为士大夫之词。”
王国维先生对于李煜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他高度肯定了李煜词作眼界始大，变伶工词为士大夫词的开创性。他认为词发展到李煜，题材内容扩大了、词的意韵加深了。这“眼界始大”专指李煜降宋后的词作。这些作品一改前期绮丽柔糜，幽雅浪漫，柔媚婉约的风格，而变得沉厚豪放，悲壮苍凉。他在词中直接倾泻自己的家国沦亡之苦痛，而非男女惜别之心痛，这使得他的词较之晚唐五代其他词人之作，眼界更宽广，不再仅仅的局限于花前月下这类的庸俗题材。自从李煜摆脱了花间派“剪红刻翠”的传统风格后，词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变为可以从多方面述怀言志的新诗体。李煜的词作在创意上的变革对后来豪放派以及婉约派词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南唐的灭亡，敲碎了李煜的美梦。亡国之后，李煜的词风大变，生活的大起大落，使他从醉生梦死、轻歌曼舞的生活中清醒过来。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无能为力。只能把这种难言的苦楚倾泻在他的词中。这时期他的词往往写尽眼前穷愁凄凉之境地，忆往昔繁华之生活，通过今昔的对比，抒发自己的家国沦亡之苦。如果我们仔细读李煜亡国后这一时期的词，我们会发现他用白描的手法准确而又深刻的表达自己的悲痛心绪。这也就改变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人喜欢借妇人形象的描绘，委婉流露或表达自己心情的手法。李煜后期词感慨很深，他作品中反映出的故国之思，亡国之痛，既哀婉凄厉又旷阔深邃，这就在王国维所说的意境上更上一层。李煜很善于将某些具体的感情做深入的概括，从而使之上升为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生体验，令不同时代和不同阶层的人都能从中受到触动和感染。李煜后期词不仅仅以沉痛的心情抒发自己的悲慨，更可贵的是 ，他往往能够透过一己之悲慨，进而上升对人类共有情感本质的探索，从而是使得其所抒发的情感具有深广的涵盖性和包容性，他用他带着苦难气息的作品为世人营造了一个极为浓厚的悲剧气氛。中国人至古而来“尚悲”， 李煜“以悲为美”构成了他后期词作审美意识的关键，提高了他词的审美意义，也获得了后世无数人的共鸣。
至于李煜词的写作风格，一般以“神秀”和“粗服乱头”为评价。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所说：“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周济认为李煜在词句修饰方面不如温庭筠、韦庄，以他们三人的作品来看，李煜确实不爱刻意修辞，他更加倾向于天然的词藻，作品融情于景，浑然天成，不拘于描写事物，抒情洋洋洒洒，他任用笔下的意象，随着心情的起伏而随意成文，意味悠长而回味无穷。这正是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说的 “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神秀"是一种艺术精神，读李煜的词，固然可以品尝其中灵秀的句子，更重要的却是领略其间幽雅的意境，它是一种艺术态度，是人性自在的光华。在欣赏李煜词时，我们知道那决非单凭雕琢、勾勒、点染等技巧就可以达到的，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学修养，没有超人的领悟力和对人生的深刻认识，是无法做到的。
从李煜的文字来看，帝王命是他最大的悲哀，然而，不成帝王，那么他的诗词，尤其是后期的诗词恐怕难以成就，这两者纠缠相生，还是王国维先生总结得好："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短处，亦即为词人长处。"“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越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拈出"赤子之心"来评价李煜，王国维先生是第一人。从此，评价李煜才算有理念明确的依托。我们前面提出的问题也就有了答案。天性懦弱温和的李煜，自幼长在深宫，在一种比较平和安逸的环境长大，加上他一直潜心于文学、艺术甚至佛教，这形成了他多愁善感、感情细腻敏锐的性格特点。他缺乏政治斗争的心思，更没有兼吞天下的野心，甚至成为了阶下囚后还祈求可以与宋分而治之，不参与纷争，最终被宋太宗一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打碎了全部幻想。所以说，李煜有一颗不染纤尘的赤子之心，具有最纯的真性情。这种性格对于一个文学家来说是可贵的，但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却是可悲的。就是这种性格导致了他后半生的屈辱命运，由此看来，李煜阅世不多但感世未必不深。试想，他曾位居至尊，过着极其豪华奢侈的帝王生活，而金陵城陷后他带领大臣子弟四十余人肉袒出降，甘当俘虏，随宋兵北上，次年正月到达汴京后，白衣纱帽待罪于明德楼下，受封为违命侯。对于一个皇帝，还有比这更大的侮辱吗？"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的生活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朝来寒雨晚来风"的囚徒生活，李煜只有在悔恨与痛苦中度日如年。这种苦楚无从排遣，便只有寄托于写词了。他开始变得怀旧，"船上管弦江面渌，满城飞絮捆轻尘，忙杀看花人"（《望江梅》）"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望江南》）；他开始爱做梦，"故国梦初断，觉来双泪垂"（《子夜歌》）"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浪淘沙》）；写到愁恨，已不再有"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的婉转缠绵，而是"自是人生常恨水常东"，这不是片段的愁恨，而是无比深长、浩渺无边的愁恨。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痛苦、有缺陷，这些常常让我们悲伤、哀叹甚至不能成眠。而李煜在此之余将它们写了出来，写得如此真实，如此平易，如此绵长，让我们忘记了他是一个极不称职的懦弱皇帝，只当他是一个普通人，当他是我们自己，我们与他一起共叹息，同流泪。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绝代才人，薄命君王"，李煜兼有亡国之君与杰出词人的双重身份。
李煜是一位不幸的君王，因为他是一位天才的词人。他的不幸遭遇又成全了他作为天才词人的使命。让他走向了自己的也是五代词的艺术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