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发展到了开元之时，当时的长安城是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将自己的文化带到了长安，长安也随着这些文化的融入，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国际性大都市。
传统的中国人在世界文化的影响下，他们不在固守在自己的家里，而是开始了以放松身心为目的地出行。在盛唐时期，短距离的出行非常盛行，上自皇帝、贵妃、王公大臣这些上流社会，也有商贾、士人这些中产之家，还有一些普通的黎明百姓。
出行的重要基础之一就是交通。长安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在长安城内的交通是非常发达的，在城内有11条南北向的大街，14条东西向的大街，当时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景象，一点都不必现在的一些城市差。在长安城内，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为长安人的出行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除了长安城内外发达的交通网络之外，长安城内丰富多样的出行工具和出行方式也是长安人便利的出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唐：虢国夫人游春图
长安城的出行工具唐朝的出行工具多种多样，但是长安城作为当时世界的中心，有着当时最高统治者，有着各种级别的贵族公卿，还有着许多工商业主、平民等等，等级身份的差异，让他们在出行中所使用的出行工具也有着严格的规定。长安人的出行工具无外乎是车、马、驴、骆驼等等。
车一般是京城中上层人物才使用的东西。对皇族来说，车一般可以分为礼仪用车和日常用车。皇帝的礼仪车有“五辂”，虽说这“五辂”在外形上差不多，但是在颜色、纹路上面却会有着很大的不同。除了皇帝之外，皇后、太子等等这些皇室成员会有着相应的礼仪用车。虽说这些东西是身份的象征，但是礼仪用车其实在实际的日常出行中并不常用。
除了用车出行，那人们用什么呢？答案是马！受到了胡化的影响，无论是长安的贵族子弟，还是平民百姓，都是十分热衷于骑马出行。到了唐玄宗时期，甚至有妇女出行也开始流行骑马的现象！而马在当时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出行工具，你可以看成是现在的“豪车”。所以，马这种交通工具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得起的。对于那些普通人家，一般在出行的时候大多是骑驴。
驴有自己养的，还有从外租赁过来的，对于租赁方面，我们在下一节详细叙述。
除了车、马、驴这种常见的出行工具外，一些贵族子弟还会因追求新奇而去找一些骆驼、大象来骑。但是这种方式并不是十分流行。
到了唐朝的中后期，出现了一种类似于我们在影视剧中看到的轿子的出行工具，被称为“兜笼”。兜笼原来流行于四川地区，因为其轻便于是在全国各地流行了起来。除了兜笼之外，在长安地区还流行一种出行工具叫做“担子”，无论是担子还是兜笼，他们主要的服务对象其实还是女性。
唐皇出行：步辇图
交通工具的租赁：大唐出租车公司的诞生唐朝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发展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先觉条件。人们只有在物质基础得到满足之后，才会为了提高生活质量而出行。但是对于当时的长安人来说，出行工具就是家里的另一口人，对于一些普通人来说养一匹马或者驴是非常困难的，但是租赁就不会对自己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压力。于是，大唐长安城的“出租车公司”就这样诞生了。
清朝人徐松在《唐两京坊考》中有，“高宗时，并此坊及大业坊之半立中市署，领口马牛驴之肆。然己偏处京城之南，交易者不便，但出文符于署司而已”，这也说明了交通工具的租赁在唐中后期依然活跃。
“马牛驴之肆”等等这些牲畜作为交通工具在租赁市场上被租赁时往往还会和车一起。虽说，马牛这些牲畜都会作为出租的工具往外租赁，但是在长安最常见的出行工具其实还是驴。
不仅仅是来往的商贩会租用驴来运输物品，甚至是有一些官员还会骑着驴办公。《太平广记》有这样的记载，一个御史台的官员骑着驴到了御史台的办公区。还有就是后来的文昌右相，被称为是驱驴丞相，就是因为，他没有其他的政绩，每天只是忙着往外赶驴。从侧面我们也能看出，当时一些普通人家，甚至是一些在京的官员都是用驴作为自己出行的工具。
唐朝长安的赁驴产业非常发达，长安人租赁驴的方式大概有这么三种：一种是有个固定的场所，有客人要租借的时候，就让一个人跟着他去，长安东市就有一家专门经营租赁驴的产业的铺面；第二种是有人专门牵着驴到处溜达，遇到要租赁的客人就与之同行；第三种是假如出行时间比较长，就不方便派人紧随其后，所以只能是客人用完之后，将驴自己送回来，这种方式就需要放一下押金了。
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便雇驴三头，骑之发去。驴一头行廿里，功钱五十文”，可见当时驴的租赁价格是和里程挂钩的，是不是和今天的出租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呢！
唐民间：骑驴打球
唐代的交通法规盛唐时期，随着人口向着长安涌入，车、马、驴等这些交通工具在长安城内随处可见，这就引发了人与交通工具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为了保证城市内交通的顺畅和城市的有效运行，一些关于交通的法令法规也开始实施。
首先是我们现在开始遵循的交通规则：靠右通行。靠右通行的法规是目前我国最早的交通规则，是由贞观时期的马周提出来的。
其次是交通的避让规则。唐朝时期的避让规则在《仪制令》中体现，而且在交通中避让规则也体现出了下避上，贱避贵的等级制度。法令还规定了“诸行路巷街，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避让内容。对于那些不遵守规章制度的人，会根据情节的轻重，给予不同的处罚。
第三个是禁止在城市内高速行驶，就是说限速。城市作为人口密集的地方，高速行驶的马或车会对路人的安全造成威胁，而且还会引起人们的恐慌，影响了城市的安定。但是也会有一些权贵会仗势轻贱律法，比如说杨贵妃的兄妹，他们经常就是在街道上超速行驶，这也是后来被群臣弹劾他们的一个方面。唐律中还对超速的车马有着严厉的惩罚制度，比如说“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
以上三点只是唐朝交通法规中的一部分，虽然只是一部分，也能够看出唐朝长安城内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交通管理制度。
日本姝尾达彦所绘唐朝长安西市
结语：长安人出行的影响唐王朝初年到盛唐的这一段时间内，宽松而稳定的社会环境，加上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唐帝国像是一块海绵，渊源不断的吸收着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的人来到长安。长安人海纳百川的心态，让整个大唐王朝都有一种蓬勃向上、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也充满了对自己，对大唐王朝的自信和自豪。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长安作为世界性的大都市，发达的交通就成了唐王朝最基础的设施之一，也是最中重要的基础设施。正是这些完善的基础设施，才能够满足长安人出行的需求。
长安城内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豪商大贾，也云集了大唐王朝最顶级的权贵，这就是得人们在生活上变得极为奢侈，尤其是在出行方面奢侈攀比之风更是盛行。在《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了杨国忠出行时候的场景“以大车结绥，帛为楼，载女乐数十人，自私第声乐前引......长安豪民贵族皆效之”，这种铺张浪费的出行方式，引来了无数长安豪贵们的效仿。不仅仅是豪贵们出行奢侈，这种奢侈之风已经蔓延到了平民阶层。就像是当下，买车已经不仅仅是我们出行的需要了，更多的是一种地位和财富的象征。
大唐长安人积极的出行，对当时社会的商品经济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人们积极的出行，对当时的租赁业、旅游业、娱乐业等等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不仅仅是对经济发展有影响，对大唐的社会文化也有很大的影响。
由盛而衰的出行
安史之乱之后，长安的经济逐渐衰退，社会也面临着长期的动荡不安，各个阶层的矛盾也便得更加激烈，强大而昌盛的唐帝国一去不返。由于经济的衰弱，导致了政治上方向的改变，盛唐时期开放、宽松的社会氛围开始变得拘谨，变得保守，思想上礼教的束缚变得严重。这种社会氛围导致了人们出行的变化，大家不再积极出行，普通民众原本在盛唐时期是衣食无忧的，但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却变得食不果腹，自然也不会有闲情逸致去出行游玩。
唐王朝日常出行的变化，折射出了一个国家的盛衰、经济的强弱、社会环境的稳定与否等等都对人们的生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