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性格还决定于其文化性质，历史上日本一直是中国的学生，战国至秦末，从中国移民到日本的民众有数万之多，这些人很大一部分成为传承中国文化的使者。3世纪末，百济博士王仁把中国儒家典籍《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传至日本。5世纪，日本贵族已经能够较好的运用汉字了。继体天皇7年（513年），建立五经（易、礼、诗、书、春秋）博士交待制度，要求百济定期向日本派遣谙熟儒家典籍的汉学家，以后又增加医博士、历博士、天文、地理和阴阳五行等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到圣德太子时代（593－621年），直接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全面摄取中国文明制度，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大化改新以后，日本进一步大力汲取中国文化。自630年到894年间，日本向唐朝派遣了十几次遣唐使船，随行的有许多留学生和求法僧。这些都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
其中，在日本吸收中国儒家和佛家的基础上，日本本土逐渐形成了一种特色的精神文化，这种精神文化在其形成后影响巨大，成为后来日本人价值与道德的基本准则，这便是武士道。武士道起源于镰仓幕府时代，最初，它还是倡导忠诚、信义、廉耻、尚武、名誉的。但武士道作为封建幕府时代政治的产物，它吸收的是儒教和佛教的某些表面的东西而不是它的真谛，儒教和佛教的思想中不能满足武士道的那些东西，都被日本民族固有的神道教充分提供了。神道教的信念基础就是不分是非。因而武士道在人格上容易导致极端的两重性：自狂而又自卑；信佛而又嗜杀；注重礼仪而又野蛮残暴；追求科学而又坚持迷信；欺压弱者而又顺从强者等等。
日本武士道总结的说有八个字，那就是：义、勇、仁、礼、诚、名、忠、克。在之前，武士道是以推崇善良为本性的。就在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穷兵黩武的道路之后，武士道经历了一次畸变。武士道作为传统封建制度的精神规范，却在日益法西斯化的国家军队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工具。
武士道中有一个终结仪式，那边是剖腹。剖腹，是最具日本特色的自杀方式。在古代，打了败仗的人要剖腹谢罪，未完成主君交付的的任务也要剖腹。即使到了现代，剖腹而死对日本人来说也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剖腹因极度的痛苦而崇高，在日本人心中是最能体现人的勇气的自杀方式。从另一角度可以这么说：武士道的精神就是看透了死亡，“不怕死”而为主君毫无保留的舍命献身。这种思想也是对传统儒家“士道”的一种反动。儒家的“士道”讲究君臣之义，有“君臣义合”、“父子天合”的人伦观念，但是日本“武士道”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
武士道的这种崇高的精神在近代却被滥用，日本政府利用人民对武士道的崇拜培养了一大批不怕死、勇于为国家、战争献身的士兵。日本在近代之所以如此猖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这么一群不怕死的士兵。
武士道在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日本独特的耻感文化，这一种文化同样深刻影响着日本人。在西方，人们普遍认为人一出生便是有罪的，而这种罪只有自身才能化解，所以西方人一般不会顾及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当自己违背了上帝制定的规则时，只要自己认罪并向至高无上的上帝真心忏悔，他们就可以获得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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