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庐山的诸峰都是在飘渺不定的云雾中忽隐忽现,仿佛天上的瑶池飘落人间,仍旧带着恋恋不舍的仙气。倘若天空放晴,云雾散尽,便惊鸿一现般显露出群峰叠翠,深谷幽涧,以及那些掩映在莽莽群山中鳞次栉比的文化景观……古往今来,这座大山不知折服了多少英雄和才子,亦不知见证过多少幕历史的大戏。
但即便如此,几千年来的尘世间也未尝有哪一双眼睛可以勘破它的全貌……
在庐山博物馆的化石陈列室里,石头们安静地讲述着关于这座山是如何被孕育的古老故事。
10亿年前这里原是浅海沉积的古老地层,经历反复几次的抬升和陆沉,最终才浮出水面。此后两千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中地层开始断裂,裂隙处在地壳的挤压下缓慢上升,初现山的样子。到了300万年前,这个山谷同星球上其他地方一样,正在经历着冰川世纪。
这时,大地忽然开始抖动。巨大的冰晶推搡着已经不堪重负的岩石和沙砾跌下山崖。沉睡的冰河开始苏醒,那些随波逐流的岩石用刀锋一样的棱角,切割着所经之处的每一寸浅滩和山体。
这就是科学家所说的——第四纪冰川运动。冰河之下暗流涌动了几百万年,自然界的秩序重被书写。
自然造化恩宠于斯。在一马平川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庐山拔地而起,襟江带湖,峰险涧深,云蒸霞蔚,自成一派风姿。它的四周,匍匐着低矮的丘陵,无边的原野,苍茫的江湖。世代繁衍在此的人们,也有赖青山的惠泽,春种秋收,夏忙冬藏,休养生息,洋洋自得于天地之间。
据史学家考证,早在新石器晚期,庐山周围便有人类生活。在人类的童年时代,先民用无数的神话传说勾勒着他们看到的大千世界,那些传说至今仍在高山低谷间随风传颂……
庐山流传最广的当是匡俗的故事。周武烈王时代,一个叫匡俗的人进庐山求仙学道,天子想请他出山,匡俗拒不肯从,当人们找到匡俗的住处,却只见到一间茅庐,匡俗从此不知所终。
庐山之所以叫庐山,又或叫匡庐,就是因为这个叫匡俗的人。
关于“庐山”二字何时最早见诸文字,说法不一。近代学者王国维曾考证得出,早在战国时代一本名为《竹书纪年》的书中就有“王南巡狩至九江庐山”的记载。可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庐山”这两个字之所以耳熟能详,却完全是始自一位书写历史的汉朝人。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一个年轻人在远离中原的庐山上进行着他人生的探索。他站在山巅,眺望传说中大禹治水时疏理过的九江。30年后,他为这次经历写下了十字的感慨:“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
他,就是官居太史令的司马迁,而那部写下庐山名字的奇书便是被誉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直到今天,司马迁所登的庐山主峰大汉阳峰上仍有禹王台等遗迹及后世碑刻追忆大禹的对联。
“庐山”第一次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竟是由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和这样一部经典的史书来为它报幕,当是何等的幸运。正因为这十个字,庐山永别了蛮荒蒙昧的时代。
公元220年,辉煌了400余年的大汉王朝宣告谢幕,中国历史进入到继春秋战国时代之后的又一次离乱动荡。三国归晋、八王之乱、及至五胡乱华……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日渐强大,公元四世纪前叶,华夏文明的中心被迫由中原开始了向长江中下游的偏移。这场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的大迁徙,史称“永嘉南渡”。
此时的庐山,尽管已被载入正史,但在华夏文明圈中仍然是座名气甚小的山岳。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正是这场前所未有的文明大迁徙,将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其中,庐山将一个大步跨入它的人文历史,并从此成为中华文化史上一个再也无法忽视的焦点……
在庐山剪刀峡,有一块斑驳的岩壁上,浮现着一幅画像,纵是年代久远,风雨剥蚀,仍然可以看出,画中是一位端坐的僧人。这位僧人与庐山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几千年来,亚欧大陆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一直进行着南北向的碰撞和互动,与之相随的,是异域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融。2500年前,在遥远的恒河流域,随着菩提摇曳,一个影响亚洲乃至世界的宗教——佛教,就开始了自西向东的传播和蔓延。及至东晋时代,佛教在中国已有了三百年的历史。
来自遥远次大陆的佛教,在与中国本土文化2000年的融汇中,其深奥的哲理和晦涩的经义早已被重新诠释和改造,变得更为大众所接受。善恶因果,祈求世界圆满,家人平安幸福这些人类最纯朴的思想,在中国人心目中根植下来。
如果追溯这一流变的源头,就必须提到位于庐山脚下的寺庙——东林寺。
它的奠基人,就是1600年前远行至此的慧远。
公元381年晚春,初到庐山的慧远,几乎遍游了山间的景致。史料记载,他经常来到庐山的幽谷中,共清泉流瀑之声,凝神于巨石之上,冥游于物我两忘的境界。慧远大师留存至今的五言诗《游庐山》中最后两句说道:“孰是腾九霄,不奋冲天翮。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这样身临其境的豁然超悟,令慧远深感尤胜于儒家修身的“三益”之法。他更为庐山写下洋洋600字的《庐山记》,这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第一篇完整描述庐山景致的散文。
慧远决定留在庐山。
公元386年,久慕慧远大名的地方官在西林寺的东边为他建造了一座寺院,名为东林寺。从此,慧远卜居庐山36年,直至往生。
根据历史记载,慧远在出家之前,是位饱学的儒生,聪慧过人,《高僧传·卷六·释慧远传》是这样描述他的:“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老》、《庄》。”2l岁时,慧远被高僧道安讲经所折服,顿悟后皈依佛门。也许正是少年养成的精神世界和知识结构促成了慧远在庐山东林寺所做出的一切。
佛教至东晋时虽在中国已有了三百年历史,但却始终未能成为主流文化,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这是个晦涩难懂的外邦信仰。
于是,在传播佛经的过程中,慧远开前人未有之先例,将当时本土最为流行的儒学、道学、玄学三门学问同外来佛家思想糅合在一起。自然渗透,悄然融合。这样一来,经过他重新解读后的佛学变得广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这也就是后世所说的“佛教中国化”与“佛教社会化”。
卜居东林寺的36年间,慧远还将佛教的业报轮回思想结合中国本土文化重新作出诠释,他告诉人们,因为精神不灭,所以有因果报应。这个观念,影响深远,直到如今。
就这样,来自印度的佛教,在慧远的改造下,充满了中国文化的元素,这为佛教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慧远圆寂于公元416年,他的灵骨塔就安放在东林寺旁。
慧远走后将近半个世纪,中国进入到动荡离乱的南北朝分裂时期。因为乱世中人对于未来的不可预知,宗教热忱在大江南北尘嚣日上。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之间对主导宗教地位的争论日渐激烈。
公元444年,在中国北方爆发了史称北魏灭佛的事件,而在中国南方,宗教辩论成为佛道争锋的主要方式。
公元467年,南朝宋的都城建康迎来了全国瞩目的一次宗教论战,论战一方是号称南朝四百八十寺中遴选出的高僧,而另一边,却是在皇帝几道御诏之下,硬着头皮上场的一位道人。但他一开口,对佛道两教辨析之深刻、知识之渊博令所有人莫不叹服。
道教经典《三洞珠囊》用这样的词语形容了那位道人当时的表现:“标理约辞、解纷挫锐、众人皆服。”他叫陆修静,来自庐山。
公元461年,已年过半百的陆修静云游至庐山。遍历名山大川的他站在金鸡峰下,还是被这山谷的气象所吸引。道教崇尚自然,清静虚无。谷中的简朴寂然,正切陆修静的心境,于是他停下了脚步。
自此,他便隐遁在这里,著书立说,采药炼丹,
植松种竹。一呆便是7年。
他为什么会选择庐山住下,这与庐山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关。庐山东临鄱阳湖,北濒长江,有雄伟挺秀的山峰,瞬息万变的云海,飞流直下的瀑布,加上空气新鲜又宁静。有一种远离尘嚣,宁远尘世的林秘气氛。历来被道家、佛家视为修行的理想场所。
今天,来到庐山的游客们必到的景点之一,就是仙人洞。它是大自然又一个鬼斧神工的杰作,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题诗中“天生一个仙人洞”更令它扬名四海。许久以来,仙人洞就是供奉道教吕祖的府第,人们来到这里焚香叩拜,祈求平安幸福。但他们也许并不清楚,本土的道教文化能够至今兴盛不衰,莫不与1500多年前,陆修静在庐山所做的一系列努力息息相关……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但一直以来,它却只是以简单的方式在民间流传。其谱系、仪式、方法以及思想,都显得零碎和杂乱。在当时,引经据典的儒生和理论深厚的佛家,都时常嘲笑它的简陋。
这一切,却因为陆修静隐居庐山的岁月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面对道教经书散落民间的混乱局面,在庐山的7年里,陆修静对天下道藏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搜集和整理。历时数载,所收集整理的道经共计一千多卷。他将收集的道经分为三个大的部令,这就是《洞真部》、《洞玄部》、《洞神部》,简单地讲就叫总括三洞。
在对道教典籍进行了大一统的汇总之后,陆修静又开始创制统一的道教仪式,编纂斋戒,仪范等书100余卷,包括道教的组织形式、行为规范、斋醮仪式等。使道教的神氏谱系及理论典籍,开始整齐划一。
由于陆修静的一系列改革举措,道教由民间开始步入殿堂。陆修静也被后人尊为南方道教的宗师。而他在庐山南麓修建的太虚观,及至北宋,都一直是南方道教规模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宫观和修炼场。
当庐山北麓经慧远的努力而成为南方佛教中心之后,庐山南麓随之也因陆修静的努力而成为了南方的道教中心。同一时代,同处一山,佛道两教,既对峙,又同尊。
此后,陆修静被天子召入都城,讲理说法,直至卒于公元477年。弟子们遵照他生前的心愿将灵柩归葬庐山。
外来佛教的中国化和民间道教的殿堂化,几乎同一时代在庐山完成,并由此而走向各自的成熟。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件大事,也是中古文化结构的一次意义深远的调整。
如果说,司马迁的《史记》为庐山展开了人文历史的长卷,那慧远、陆修静,就是为庐山文化率先起笔的两位先贤。这样的开山,并无电光石火,天崩地裂。然而于无声处,一个属于伟大民族精神世界的山岳在层累堆积中拔地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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