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鲁迅是从重个人、反传统、启蒙国民觉醒、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角度去认识尼采哲学的。一言以蔽之，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了这样的理念：中国要“生存两间，角逐列国”，“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要“立人”，必须“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敏，任个性而排众数”，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屹然独立于天下”。这种思想的文化基础则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鲁迅说“别立新宗”，事实上，“立人”的思想就是“新宗”，也是中国近代思想的正宗。抛开一些故意的刁难和肆意的诬蔑，如果我们平静地走进中国近代的文化史和思想史，我们就会发现，鲁迅“立人”的思想，其实是中国近代进步思想的核心。
一百年后，鲁迅一个叫吴国群的同乡充满感情地说了这样一段话：是鲁迅最早从现代意义上对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进行了前无古人振聋发聩的深刻解剖和否定，并以辛亥革命后“专制永长，昭苏非易”“内骨依旧”的血的教训，警告人们认识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全部复杂性与艰巨性；是鲁迅兼用自己的杂文和小说，鞭辟入里地解剖了在长期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迫害和毒害下形成的“国民劣根性”，让人们从自身精神重建内省到“沙聚之邦，由是转达为人国”的启蒙自新之途；又是鲁迅，率先透过笼罩在传统文化和近代文化论争上的迷云，将中国现代文化重建的核心拨正到理应作为文化主体的中国“人”身上，以深重的忧患理性和民族情感提出了“首立在人”的人本文化观，指明了由立“人”到立“国”的革新自强之路；是鲁迅最早从“旧垒”走向开放的前沿，“睁了眼看”世界，在万马齐喑的上一个世纪之交，明确倡导“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的改革开放原则；又是鲁迅，早在中国因被迫开放而面临社会和文化重建双重变革的关键时刻，真正以民族理性的眼光审视西方文化，既看穿西方列强“攻弱小以逞欲”的文化霸权主义用心，又敢于正视中国本土文化的危机，敢于抹去笼罩在“中华文化中心主义”之上的“至高、至上、至美”的灵光，击破民族自大的幻梦；既能指出西方强大“多缘科学之进步”而“根柢在人”，又发现了“欧美之强”的“文化偏至”，从而超前提醒急欲救亡图存的中国人避开“物质至上”和“科技至上”的歧途，呼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重建的并举，倡导“汉唐气魄”和“拿来主义”。 鲁迅曾说，“我是主张年青人少读中国书的，或者干脆不读”，自然招来了一群人的狂轰乱炸，说鲁迅蔑视民族文化，甚至蔑视民族。怎么说呢，这些人在抨击鲁迅的时候，自觉地露出了自己不学无术的本质，还沾沾自喜以为自己的“正义”。在鲁迅的核心思想中，“立人”是要以“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为基础的。恬舌可以闭嘴了。
鲁迅是一个传统文化非常深厚的人，并且传统文化影响到了他的思想，也正是如此，在“尊个性而张精 神”的时候，让鲁迅非常痛苦。
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曾说到自己的内心矛盾：“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拚命的做。”
这是怎样的一种痛苦呀！他不是天神的逆子，他如此热爱这个民族，却又不得不拿起斧头，向它砍去。
他知道“尊个性而张精神”必然带来的副作用，更何况他本身是一个从中国传统文化走来的战士，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的一些束缚着他，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一些滋养着他。所以，极力鼓吹“个性”他却又非常矛盾，但他必须那样做。不那样做，就不足以砸烂束缚的镣铐。
反映在“立人”思想上，一方面，他主张“拿来主义”和坚决批判传统；另一方面，又在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信奉。一方面，他用儒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西方政治制度的毛病；另一方面，他又主张用道家的狂放不羁来抵抗新的压迫。这是鲁迅的片面，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地推论，鲁迅没有明白的是，所谓民主，其实是“坏人”的平分。民主制度其实是“坏人”为“坏人”制定的制度，而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则是为了自己的自由而让别人自由，决不是为了别人的自由而让自己自由。应该说，这是西方政治制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很大的对立，鲁迅没有充分认识到。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比较也只是在理论上成立，事实上，鲁迅的这种“立人”思想在中国却是最正确的，行得通的。为什么理论上有漏洞的东西却能在中国发挥作用？因为他找准了中国的实际，针对了当时中国的现实。
我们不难发现，更多的时候，鲁迅的思想不是靠理论来建立的，而是他的直觉，天才的直觉，当然，这天才同样来源于他的深厚和敏锐。鲁迅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说，他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
“速朽”二字中，有鲁迅自己的谦虚，更有鲁迅的期望和祈祷。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读出来，读懂。
也许，先生的文章有一天真的会“速朽”的，他的思想也会落于时代之后，但是，他的精神永存。
－－此文中关于尼采哲学的论述参考并直接引用了多本著作所述，不一一列举。特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