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正在消失的年画

Question

作文,正在消失的年画

Answer 1

正在消失的年画
年画已经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

多年前，每逢春节，不仅新华书店里到处挂的都是年画，连街头巷尾、镇上集上，卖年画的摊位也是一个挨一个，路边的墙上挂着，地上平摊着，看上哪一张了，谈好价，付过钱，裹在旧报纸里一卷，再用细绳一扎，放在竹篮里，或是由孩子抱着，携带回了家。

平日里顾不上收拾的家，快过年时一定要彻头彻尾整理一番。墙上去年糊的报纸，已被贪吃浆糊的虫子们咬得千疮百孔了，于是全部揭掉，打一盆浆糊，重糊新的。不用说，这是孩子们的活。报纸是不识多少字的大人买回来的过期旧报，孩子们边糊边看，新闻早已不新了，科普知识、健康讲座、小笑话、漫画不会过时，看完了，还要糊在外面。墙糊完后，等浆糊晾干，再用图钉把年画一张一张按上。一个孩子站在凳子上按，一个孩子在下边看着，别贴歪了，画的高低要一样，画与画的间距要一样。什么画贴在什么位置也是有讲究的。迎着大门正中间挂中堂，尺寸比一般年画要大出很多，上下带轴，两边配有对子，两个对子也有轴。大部分人家挂的是主席像，或是主席和总理的合影像，对子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有老人的人家挂的是老寿星，长长的前额，银白的胡须，拄着一根拐杖，拐杖上挂着一个葫芦，身后是一棵松树，树下一只仙鹤单腿站着，另一条腿蜷在腹下。对子上写着：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还有挂山水的，远山近水，云蒸霞蔚，恍如仙境。中堂两边各配两张画，比较正规，有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有贴梅、竹、菊、兰的，有贴四季风景的。中堂下面是条几，条几的中间无一例外地放着四卷毛选，毛选上放着陶瓷的毛主席像，主席慈眉善目，神态安详。

正屋两边墙上的年画比较活泼，内容比较丰富。有当年流行的电影，如连环画一般有画面有文字说明，一张画上有八幅小画面，两张或是四张就是一部完整的电影。我们家就贴过《少林寺》、《自古英雄出少年》、《杜十娘》、《野火春风斗古城》、《白蛇传》这些画。还有花鸟虫鱼、山水，等等。锦鸡要配牡丹，叫做锦上添花；梅花的枝上要有喜鹊，叫做喜上眉梢。姑娘们的闺房里，贴的是张瑜、陈冲、刘晓庆、傅艺伟这些电影明星或是电影剧照，新婚夫妻的床头贴的是骑着红鲤鱼的赤身胖娃娃。

家家过年都换年画，看年画成了拜年的一项重要内容。大年初一，进了学堂的孩子们满村跑着拜年，每家每户的年画都要看个遍、看个够才会回家。去亲戚家，也是一边吃着瓜子、花生或糖一边看着画，有些电影画的文字要跪在板凳上才能看见。看完内容还不过瘾，还要看年画右下方的版权说明，哪个印刷厂印的，定价多少什么的。

年画反映着这家人总体的兴趣爱好、文化程度，甚至审美情趣。人们的审美情趣越来越高，或是假装越来越高，家里都慢慢挂起了名人字画或是名人字画的赝品，亦或是非名人字画。白粉墙取代了泥墙，再不用糊报纸了，大部分人家则是什么都不挂，或是一劳永逸地挂着塑胶画、粗制滥造的假油画，多少年也不用换下来。

花花绿绿、内容各异的年画，这些墙上的风景，曾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很多过年的喜庆、热闹气氛。如今，人们都在感叹年过得越来越没滋味了，年画的渐行渐远，也带走了很大一部分年味吧。

Answer 2

对于196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年画代表一种对于岁月的温暖回忆。“新桃换旧符”虽说是用于描述贴春联的情景的，但也总与儿时贴年画的记忆紧紧连在一起。一向清苦的乡村生活因为春节的来临而变得热闹起来，色泽鲜艳的年画将原本冷清的屋子装点得喜气洋洋。

然而，年画在今天已全然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伴同互联网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不再认同年画的民俗文化价值，而是去追逐欣赏海外舶来的圣诞礼物和平安果。

年画的文化符号意义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里，年的意义十分重大，年画作为张扬生活理想的价值符号，在点缀春节喜庆气氛的同时，也反映出农民的审美情趣。

年画的肇始可以追溯到汉代，最先是驱邪的门画和种种神像。《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正月一日，造桃符著户，名仙木，百鬼畏之。”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造桃板著户，谓之神木，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桃符在后来的演化中，逐渐分化为春联及门神画，春联向文字方向发展，门神画向绘画方向发展，慢慢变为岁时专用的张贴室内的各类图画，这就是年画的起源。宋代雕版印刷术的兴起，在技术上为年画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条件，年画逐渐进入历史上的繁盛期。明末清初之际，南北年画各个产地全部形成，天津杨柳青年画、苏州桃花坞年画、潍坊杨家埠年画、河北武强年画被誉为中国四大木版年画，地域特色明显，各领风骚数百年。流传至今的一句顺口溜，对南北画风做了精辟概括：“南桃北柳论画庄，农家年画看武强”。“南桃”即指苏州桃花坞，“北柳”即是天津杨柳青，“南桃北柳”的年画均以市民生活为表现重点；而河北武强的年画则更多地带着乡土的淳朴与率真。

中国传统年画多以反映当地人民的生活和风俗习惯为主要内容，节日气氛浓郁，三百多天的企盼化成短短半个月的娱乐和狂欢，往昔的年味应该大大浓于今日。而今天，与日益充盈的物质文化生活相伴而来的，却是年味的日趋淡薄和年俗文化的消亡，年画真的成了一个文化符号，一个孤零飘荡的文化“祭品”。“现在年画主要是作为礼品赠送，整个县城从事专业化生产的手工作坊也不过四五家。”武强年画博物馆的康英勤师傅对年画的社会生态环境表示出了深切的忧虑。

年画的鼎盛时期

“山东六府半边天，比不上四川半个川，都说天津人马厚，不如武强一南关，一天唱了千台戏，找不到戏台在哪边。”这是前清时期流传于武强一带的歌谣，“戏”是指武强的戏曲年画，“千台戏”是说戏曲年画的品种和印制数量之多。

武强地处燕赵腹地，地势低洼，春旱秋涝，土壤乏力，百姓的生活历来很艰难。清光绪年间出版的《深州风土记》说：“武强地瘠人贫，物力稍绌，民往往画古今人物，刻版杂印五色纸，入市鬻售。”这段记载非常有趣，靠耕种土地不能维持生活，武强人倒发明了一门手工技艺，让这块贫瘠之地散发出民间艺术的芬芳气息，似乎与晋中票号业的勃兴有异曲同工之妙。武强年画在清康熙至嘉庆年间发展至巅峰期，武强的年画印制与集散地——南关有画店144家，县内68个村庄内有年画作坊1587个，全国各地建立业务关系的批发店近200个，年产量最高达到1亿对开张。一个小小的县城，能吞吐如此之大量的节庆用品，那景象也真够壮观的！

与武强年画相类似，国内其他地区的年画也在明清两代发展到鼎盛时期，如四川绵阳年画到清道光年间达于顶峰，广东佛山年画则盛于清乾隆、嘉靖年间，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年画几乎同时进入繁荣期，个中原因值得深究，可这一历史文化现象似乎还没有受到艺术史专家的足够重视。我们猜测，各地年画都在明清时期进入繁盛期，与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关联甚密，也与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和各地年画制作技术的交流发达有关，但目前还缺乏充分的历史资料加以证实。

民国初年，各地年画业仍处于强劲发展之中。民国二年（1913年）《直隶省商品陈列所第一次调查实业之得失》载：“武强操是业者合计40家，每店年销80余万张， 用自天津运来之洋粉连纸印刷 历来为县商业之一大宗。”当年，武强本地生产年画3200万张，发展到天津东丰台经营的武强画业生产了1000多万张。

苏州桃花坞年画于民国初年进入上海市场，逐渐演变成“小校场年画”。“小校场年画”反映了租界生活，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地方特色。随着西方印刷技术的进入，上海年画业发生了重大转型，创造出了“月份牌”年画这一全新的艺术形式，并由此产生了许多年画画家，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画家刘旦宅、程十发、任率英等都从事过年画创作。不过，传统年画的气数已尽，无法使其起死回生了，到上世纪80年代，四大年画产地的生产日渐式微，濒临消亡的边缘。

年画没落的原因探讨

一直致力于抢救年画的著名作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曾对传统木版年画的消亡原因作过精辟分析，他认为导致中国年画消失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技术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方面的原因。技术方面，石版印刷技术的输入，以其丰富的颜色和低廉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