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共分三解。解为乐歌的段落,本诗的乐歌段落与歌词内容的段落大致相合。第一解从开始至“但坐观罗敷”,主要叙述罗敷的美貌。第二解从“使君从南来”至“罗敷自有夫”,写太守觊觎罗敷容姿,要跟她“共载”而归,遭到罗敷严辞拒绝。第三解从“东方千余骑”至结束,写罗敷在太守面前夸赞自己丈夫,用意在于彻底打消太守的邪念,并让他对自己轻佻的举止感到羞愧。 诗人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貌美品端、机智活泼、亲切可爱的女性形象。一般来说,人们认识一个人,总是先识其外貌,然后再洞达其心灵。《陌上桑》塑造罗敷的形象也依循人们识辨人物的一般顺序,在写法上表现为由容貌而及品性。罗敷刚出现,还只是笼统地给人一个“好女”的印象,随着叙述的展开,通过她服饰的美丽和路人见到他以后无不倾倒的种种表现,“好女”的形象在读者眼前逐渐变得具体和彰明。第二、三解,诗人的笔墨从摹写容貌转为表现性情,通过罗敷与使君的对话,她抗恶拒诱,刚洁端正的品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从她流利得体,同时又带有一点调皮嘲弄的答语中,还可看出她禀性开朗、活泼、大方,对自己充满自信,并且善于运用智慧保护自己不受侵害。当然这只是大致的概括,事实上,作品在这方面也不乏灵活的安排。如第一解虽然主要写容貌,“罗敷喜蚕桑”则又表现出她热爱劳动的良好品质;第二、三解虽然主要揭示她内心情感,但第二解使君立马踟蹰不前,分明又暗中映显出罗敷美貌丽态的魅力,第三解罗敷夸扬丈夫姿容,与一解总述罗敷美好“遥对”(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五),不正可以见到罗敷本人的倩影吗?诗人笔下的罗敷品貌俱美,从而赋予这一艺术形象更高的审美价值。读完全诗,人们对罗敷的喜爱比起诗中那些忘乎所以的观望者的态度来更加深厚真挚,因为他们还仅仅是为罗敷的容貌所吸引,读者却又对罗敷的品格投以敬佩。从这一意义上说,《陌上桑》与《诗经·硕人》在摹绘美人的形象方面,其区别不仅在于具体手法的不同(这一点下面还会谈到),还在于它由比较单纯地刻画人物的容貌之美进而达到表现性情之美,这后面一点显然在文学形象的创造史上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陌上桑》在写作手法方面,最受人们称赞的是侧面映衬和烘托。如第一解写罗敷之美,不用《硕人》直接形容具体对象容貌的常套,而是采用间接的、静动结合的描写来暗示人物形象的美丽。先写罗敷采桑的用具和她装束打扮的鲜艳夺目,渲染服饰之美又是重点。“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这些诗句一字不及罗敷的容貌,而人物之美已从衣饰等的铺叙中映现出来。前人评汉乐府《江南》诗句“莲叶何田田”,说:“不说花偏说叶,叶尚可爱,花不待言矣。”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五。这话也可以被运用来说明本篇上述诗句的艺术特点。更奇妙的是,诗人通过描摹路旁观者的种种神态动作,使罗敷的美貌得到了强烈而又极为鲜明、生动的烘托。“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人类对异性美(尤其是在形貌方面)就更为敏感,同时也会表现出更高的热情。这些男性旁观者为罗敷深深吸引,乃至有意无意地做出一些想取悦罗敷的举止,(“脱帽著帩头”的动作暗示了自己未婚)正说明他们看到罗敷时激动不宁的心情和从她身上获得的审美满足。借助于他们的目光,读者似乎也亲眼饱睹了罗敷的面容体态。这样来塑造人物形象,比借助比喻等手段正面进行摹写显得更加富有情趣;而且由于加入了旁观者的反应,使作品的艺术容量也得到了增加。这是《陌上桑》为描写文学形象提供的新鲜经验。 除了从侧面摹写形象外,本篇还善于从侧面表达意图,这主要是指第三解罗敷夸夫的内容。对这段内容,人们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诗中“夫婿”是罗敷实指其夫,另一种意见是罗敷虚设一夫,更有人断定这一段是诗中的糟粕。“夫婿”究竟是实指还是虚设,这是弄不明白的问题,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倒是应该弄清楚:罗敷当时为何要讲这番话?意图何在?她集中夸赞自己丈夫的尊贵和美好,这显然是有明显的针对性。因为调戏她的是一位怀有特殊优越感的太守,罗敷说自己丈夫尊贵,则使其优越感变得可笑;又因为太守看中她的是美色,罗敷说自己丈夫美好,实际上是说只有丈夫才可以与自己相配。罗敷这段话句句夸夫,而客观上又句句奚落太守,这正是全诗侧面写法的又一次运用。诗歌的喜剧效果主要也是从这里得到体现的。第三解在整篇作品中不是可有可无,更不是什么糟粕,而是诗篇的有机构成。 幽默风趣是《陌上桑》明显的风格特点。如写旁观者见到罗敷时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的种种神态,十分好笑,而又无不是乡民的真趣流露。又如罗敷讲自己的年龄,“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口齿伶俐,而又暗带调皮,“颇”字尤见口角语态之妙。最后一段罗敷盛夸夫婿,使眼前那位听着的太守感到通身不自在,羞愧难状。这一寓严肃的主题于诙谐的风格之中的优秀诗篇,体现了乐观和智慧,它与《孔雀东南飞》《东门行》等体现的悲慨和亢烈相比,代表着汉乐府又一种重要的艺术精神。它和《孔雀东南飞》《东门行》《木兰诗》堪称乐府名著。当中《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又是乐府双壁 《陌上桑》的语言带有明显的藻采化倾向,主要是反映在第一和第三节中。这些构成了此篇统一的叙述风格。 《陌上桑》从精神到表现手法都具有较明显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因素。诗中的主人公秦罗敷,既是来自生活的现实人物,又是有蔑视权贵、反抗强暴的民主精神的理想形象。在她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人民的美好愿望和高贵品质。。“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诗人通过“行者”假装歇息,放担凝视、叹赏之至,忘情捋须;“少年”脱帽理巾,亟思逗引罗敷,欲赚得螓首蛾眉,流波一转;在桑林旁的“耕”“锄”者乃至忘了劳作;等等诙谐而夸张的描写,侧面烘托、着力渲染罗敷之美丽动人。这样的侧面描写和,可谓妙笔生花。它一方面使诗歌平添了喜剧色彩、乐观情绪,使叙事的场面、气氛显得无比活跃。更重要的一方面,这样从虚处落笔,烘云托月,借助人类爱美的天性,对美丽异性的本能向往之情的抒,不着罗敷容貌一字,而尽得其“风流”。人们对容貌美的标准,本来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而诗人这样写,就避开了这一“难题”,从虚空处表现了那种不可描摹的绝对理想化的完美。十分明显,如果没有嫉恶如仇的现实主义和追求理想的浪漫主义这两种精神的有机结合,以及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和浪漫主义的夸张虚构这两种艺术方法的相互渗透,是不可能塑造出罗敷这一卓越形象的。尽管这种结合,是自发的、自然而然的,但作为一种创作经验,还是值得后人借鉴。 打开《陌上桑》,开篇便给读者以美好的感受:“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让我们闭上眼睛,仿佛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春和日丽的早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一抹朝阳温柔地照在林间的一座小楼之上,秦家漂亮的罗敷姑娘从小楼中款款走出,来到城南的桑林之中,又开始了她一天的采桑工作。朝阳下的罗敷给读者的感觉是青春、明快、亮丽,“好女”二字道出了罗敷的美丽与可爱,当然“自名”二字却说明了罗敷也以自己的美而自负。“自名”乃自比、自命之义,非自己取名。因从东汉其它的民歌和后代诗歌中,我们可以断定罗敷并不是我们诗中女主人公的原名,它是当时美女的代名词,所以《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一诗中也说:“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正如先秦两汉时代到魏晋时代称美男子为“子都”一样。如果说开始几句只是让读者看到罗敷的背影的话,那么接下来,作者就让我们走近了她:“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罗敷确实美,并且美得超凡,美得脱俗,以青丝做提篮的背带,桂枝做提篮的把手,好像能让读者们闻到一丝淡淡的桂花的香味。杏黄色的绫罗裁成轻柔的裙子,紫色的绫罗做成合身的短袄,和谐的色调搭配,好似芙蓉出清水,一尘不染。更独特的还是他那头上的装饰,头上梳的是当时最流行的发式,耳朵上带的是明月宝珠。使她在高雅中透出几分富贵。 这些都是罗敷的外在之美,是我们用眼睛可以看得到的,如果作者只是着重表现这些外在的美,那么罗敷充其量只是一个“美人儿”,绝对不能成为中国文学长廊中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罗敷的美是内外统一的,是全方位的。“罗敷喜蚕桑”一句,表现出她的勤劳,这是百姓对做人的最基本的人格要求,也是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和男耕女织的家庭模式里,对一个家庭妇女最基本的要求。但这还不是罗敷最可贵的品质,最能体现罗敷高尚人格与品质的是她面对权贵时的杰出表现。当诗中的“反面”人物“使君”出场之后,罗敷的形象才真正得到升华,面对“使君”的厚颜无耻,罗敷首先是不畏权贵、义正辞严,其次是沉着冷静、机智勇敢,斥责“使君”,使显赫的“使君”无言以对、无地自容,最后罗敷大获全胜,不仅保全了自己,也打击了权贵。 正是罗敷这种表里如一的“美”,才深深地打动了所有善良的人们,无论是年长的老者(行者),还是翩翩的少年,抑或是耕锄的百姓,都为罗敷的美所倾倒,看见了她以至于忘记了一切。正如诗中所描述的:“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这一段描写既巧妙,又夸张,虽不是精雕细琢,但却是浓墨重彩,罗敷那不能言喻的美尽在这旁观者的“不言”之中。 同时罗敷的美是平淡中含着典雅、质朴中透着高贵、清丽中显露豪华,不同身份的人能从不同的角度看到自己所欣赏的不同的“美”,这便是所谓的“雅俗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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