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后，面貌焕然一新。在土地所有制方面，基本废除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封建领主所有制，确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政治方面，基本废除了分封制，确立了郡县制。秦国从落后国家，一跃而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强国，《史记商君鞅列传》谓：“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经过变法的秦国，出现了富足安定的局面。
这一切都归功于法，在战国时代背景下，各国之间都在进行着相互侵占掠夺，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行是不可能达到能够推行“仁政”的水平的，法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先秦法家学说集大成者韩非子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他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给人们描绘了一幅理想的“法治”社会蓝图：认为明确的法可以使人们的生活变得确定化，这些都是建立在韩非子的“人性自私论”的理论之上的欲望，“仁政”和“法治”基本上始终是专制统治者不可偏废的、十分有效的统治手段，但在追求君主专制的绝对确定性思想的支配下，韩非子肯定了“法治”功用，同时否定了行“仁政”的现实有效性。
韩非子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韩非子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韩非子还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对贵族世袭制度非常厌恶，“散其党”“夺其辅”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因此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
“法治”为秦国带来了强大，也使它有能力把分裂的中国第一次统一起来，但是它的成功之处，也正是它的失败之处。“法治”并不是万能的，正如“仁政”并不是万能的，战国时期，战争不断，社会动荡不安和秦朝建立之初需要法治，需要加强人民的管理，法治的核心是获得强大的权力和物质力量，在于控制百姓，使之成为统治的工具，而不是立足于民意，以民为本。“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素，而民必胜之。”在六国统一后，人民急需得到安宁之时，秦的暴政加以法治的严苛，是百姓一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终究使它很快走向灭亡。
汉初统治者汲取秦亡之教训，甚至百姓生活在秦暴政统治下的痛苦，实行“无为而治”。“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汉王室因时制宜，不断向“仁政”走近，使得汉王室不至于二世而亡，得到百姓拥立。试想，秦朝如果能够在抓住“法治”的同时，也因时制宜的实行“无为而治”，实行“仁政”，那么会是这么短世王朝的命运吗？
从古至今统治王朝“法治”和“仁政”基本上始终是不可偏废的，缺一不可的。如同我们现在的民主集中制，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集中的制度，这样才能够国泰民安，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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