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大鼎盛的朝代，对外贸易空前繁荣。唐政府为了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设立了专门负责管理各项对外贸易事务的机构——市舶司。市舶司的设立不仅对唐代社会经济及对外贸易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有关市舶司的设立时间成为历代学者们争论的焦点，时至今日还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连年战乱，陆路交通要道多被外族所阻，再者陆路交通运量少而费用高，水路交通开始发展起来。僧人法显从陆路去天竺取经，正是基于广州对外贸易的兴盛，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唐政府在广州设立市舶使，：‘唐置市舶使于广州，以招徕海中蕃舶”，掌管对外贸易，开创了我国历史上长达千余年的市舶制度。其后随着对外贸易的繁荣，唐政府又在泉州及杭州设立了市舶司。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连年战乱，陆路交通要道多被外族所阻，再者陆路交通运量少而费用高，水路交通开始发展起来。僧人法显从陆路去天竺取经，回国时则取水路，正是这种历史发展的反映。唐朝国力强盛，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鼓励外商来华贸易，同亚洲、非洲的许多国家开展了广泛的交往，成为亚洲的文化中心，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威望。阿拉伯人开辟了从西亚到中国南方的航线，广州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对外贸易空前繁荣，同时与之相适应的外贸管理体制逐步建立起来，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唐代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高度繁荣，对外贸易空前发达，再加上阿拉伯人大力向东方拓展商品交易航线，导致了中国通往阿拉伯世界的海上交通干线。这条航线大体从广州出发，抵中南半岛沿海各国和印度尼西亚群岛，出马六甲海峡后，则到达印度及阿拉伯地区。这条航线，不仅使中国与南亚诸国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关系，还沟通了同西亚、北非及欧洲的海上贸易渠道。唐贞元年间的宰相贾耽在其所撰写的《广州通海夷道》中详细记载了广州通往海外各国之航程。根据10世纪初阿拉伯历史地理学家阿部赛德的记载，唐代中国的海船曾到达阿拉伯半岛南端的阿曼以及波斯湾沿岸。广州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早在秦汉时期就成为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
之后逐步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隋朝对中西交通和海外贸易十分重视，隋炀帝采取了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在鸿胪寺下“置四方馆”，“掌其方国及互市事”，这就是对外贸易事务管理机构的先驱。唐朝时广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是中国历史上资格最老、历代相传的对外贸易港口。据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其《苏莱曼东游记》中的描述，广州是中外商船云集的港口，出现了“大舶参天万舶争先”的图景，同时也是中外商品荟萃之地。诸国贡使、商贾络绎不断，在广州从事贸易活动的外国人最多的年份曾达12万人以上，这其中有来自东南亚扶南等地的商人，还有远隔千里的阿拉伯人。外商给中国带来了象牙、香料、铜锭、玳瑁、犀角等珍稀货物，又把中国的丝绸、陶瓷、铁器等商品运往海外。由于广州紧邻南海，自然便成为海船停泊与及货物进出的重要港口。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载“江中（广州）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正是基于广州对外贸易的兴盛，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唐政府在广州设立市舶使，“唐置市舶使于广州，以招徕海中蕃舶”，掌管对外贸易，开创了我国历史上长达千余年的市舶制度。其后随着对外贸易的繁荣，唐政府又在泉州及杭州设立了市舶司。市舶使是我国最早管理海外贸易的职官，由节度使兼管，最初命名为“结好使”，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增加政府的财政税收。市舶司的主要职责是招徕外商、检查入港的船舶及货物、征收税款、购买香料、药材等当时禁榷的货物、管制外商的贸易活动。
一些学者从此推论，敕文中所说的“所司”就是唐朝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广州市舶使院，并进一步指出在显庆六年（公元661年）或稍前的时候，就已经创设了广州市舶使一职。一些学者对此不能认同，认为高宗的敕文仅是对市舶贸易的管理做出规范，敕文中所说的“所司”并不是某一专门机构，而是泛指各有关部门，敕文中所说的“本道长史”是指高宗永徽年间在广州设立的岭南节度使府长史，也就是岭南道长史。《资治通鉴》对武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的市舶贸易做出如下记载“秋，七月，戊午，广州都督路元睿为昆蝓所杀。元睿闇懦，僚属恣横。有商舶至，僚属侵略不已，商胡诉于元睿；元睿索枷，欲系治之。群胡怒，有昆蝓袖剑直登厅事，杀元睿及左右十余人而去，无敢近者，登舟人海，追之不及。”这表明此时岭南节度使府掌管市舶贸易的管理权，并没有设置专门的机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市舶贸易的管理体制在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或之前发生变化。据《旧唐书•玄宗纪上》载，开元二年十二月“时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监选使、殿中侍御使柳泽上书谏，上嘉纳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