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冀东人民在中共河北省委和冀热边特委领导下，正在准备发动冀东抗日大暴动，中央决定邓华支队与宋时轮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配合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6月底，四纵主力一部抵达兴隆县东南，准备进入长城与冀东暴动队伍会师。行动前，四纵首长决定包森率四五十人的队伍留在兴隆澈河川活动，作为主力部队前进的支撑点。当时大暴动尚未全面爆发，这支小队伍成为深入敌后的孤军，而且人地两生，情况不明，困难很多，包森毅然接受了这个艰巨任务。
包森曾在渭北领导过农民游击战争，他深知孤军深入敌后活动，必须将自己队伍隐蔽在群众之中，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方式主动寻找战机，出奇制胜地打击敌人。他们经常是夜里居住在一个村里，天亮前佯称转移远处上山隐蔽，晚上再换个村庄宿营，天亮前再向山上转移。如此活动，使敌人始终找不到部队的踪影。不久通过侦察，首先攻克了佛爷来(村)伪警察局，打开粮库，给贫苦农民放粮，同时采用伏击战术，粉碎敌人的进攻，俘虏70多名伪军，使这支小部队名声大振，保证了主力部队的进军。7月中旬，冀东抗日大暴动全面爆发，包森又将队伍拉到长城沿线洪山口一带活动，攻占了龙山口金矿，缴获了矿警的全部武器，召开群众大会，号召群众参加抗战，支援抗日部队粮食被服。并广泛联系同情抗日的上层人士和地方帮会组织头目，争取多助，迅速把群众发动起来，使这支四五十人的小部队壮大到200多人，开辟了兴隆东南，遵化东北的游击区，有力配合了冀东人民抗日火暴动。
冀东人民抗日大暴动引起敌人极大震惊，他们抽调大批军队进行疯狂反扑。四纵首长宋时轮、邓华鉴于参加暴动的抗联队伍形成不久，政治索质不高，战斗力较弱，而且供给也有困难，决定将抗联队伍随同四纵主力转移平西根据地进行整训，同时留下少量八路军建立了3个支队，在冀东地区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其中将包森率领的200多人编为第二支队，由包森领导在遵(化)兴(隆)迁(安)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包森接受这一艰巨任务后，在敌人反复围攻和“扫荡”中，紧密依靠群众，巧妙运用奇袭、奔龚、强攻和迂回作战等多种游击战术，率领二支队转战在长城内外。半年左右时间，先后攻克迁安、遵化、兴隆、玉田等20多个敌据点，歼日伪军数百入，缴获枪支数百支。将游击区范围扩大到遵化全境，兴隆东半部，迁安西北部和玉田边界，创造了全冀东之冠的战绩。在此期间，抗联队伍向西转移中，由于敌人围追堵截遭受了严重挫折，大量抗联战士离队，有的潜回家乡。为了集结这部分抗日力量，包森大力开展了收容工作，收容后编入自己的支队，使第二支队由200多人迅速发展壮大到七八百人，并编为四个总队。
1939年青纱帐季节，第二支队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了，队伍发展到千余人。9月，冀东大部地方干部和一、三支队调赴平西整训，上级决定只留下第二支队和少量游击队在冀东坚持斗争。成为冀东战场的主力部队。
1939年秋，冀察军区和分局决定建立冀热察区党委冀东分委，将冀东部队统编为十三支队（后改为冀东军分区），李运昌任司令员。在1939年，艰苦奋战中显示出卓越指挥才能的包森被任命为副司令员 。包森在冀东抗日战争中的卓越才能，受到上级党的极大倚重和关怀。1940年元旦，在冀东抗日武装力量和游击区不断扩大的形势下，为适应日后斗争发展的需要，李运昌在遵化阁老湾主持召开了领导干部会议，决定在冀东建立起统一领导，有计划地开展工作，并决定包森到盘山去，主持冀东西部的军事工作，开辟盘山抗日根据地。当时盘山是冀东和晋察冀、平西往来的必经之地，地势险要，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过去三支队曾在这里开展过游击活动，但收效不大，而且地方土匪横行，正不压邪。包森勇敢地承担了这项开创性的任务。 在包森的抗日史料中，很多记载都浓墨重彩地描述“1939年智擒日本裕仁天皇表弟、宪兵司令赤本大佐”的故事。 这是个很具传奇色彩的事件，一些军史研究者认为此事存在很多疑点。其中，网友“瀚海存真”在博客中对赤本的天皇表弟身份、职务和官衔等问题提出疑问。首先，他在网上查过日本天皇家族图谱，并没有关于赤本姓氏的记载；其次，日本军队等级森严，1939年遵化宪兵队的上一级单位天津宪兵队队长村野直弘也只不过是个中佐军衔，而遵化县城居然是大佐驻守，不合常理。这些疑问最终直接指向这个“智擒事件”的真实性。 冀东抗日历史研究专家程水星表示。根据他的调查显示，没有任何确切证据证明赤本是天皇表弟。 “这是民间传说，一直找不到日本方面的官方认证。”程水星说，他调查得出的真相是，包森有个警卫员叫王振锡，入伍前由于家里穷，曾为了赏钱到土匪那里交换被绑的地主人质，后因为地主没有兑现赏钱，就杀了地主家的人，被抓坐牢，后来又当过土匪，并染上了抽大烟的习惯。但他一直是抗日的，1938年冀东大暴动后，加入了包森领导的冀东八路军十三团警卫排。 “他被包森的人格魅力所折服。”程水星说，王振锡经历复杂，人聪明并且处事圆滑，又能打仗，包森很喜欢这个人。当王振锡犯了烟瘾时，包森破例允许他在部队吸大烟。 1939年，王振锡得病，不能跟随包森部队行动，被安排到堡垒户家养伤。但王振锡并没有去，而是回家探望老婆孩子，结果被人告密，遵化日军闻讯立即把他抓了起来。 程水星说，赤本是遵化宪兵队队长没错，具体是何军衔不详，而中国军民常爱把日本军官说成大佐。据说赤本得知王振锡是包森警卫员，并且有毒瘾，认为王振锡容易突破，于是提出给抽大烟等条件，让王振锡说出包森的藏身地。而此时，包森也得知王振锡被铺，动用各种方式营救，并联系上了监狱中的王振锡。 王振锡将计就计，忽悠赤本单独进村劝降包森。赤本临时找了一件长袍换上，带着翻译和王振锡就进村来找包森，结果被包森侦察班的年焕兴等人活捉。 “我认为这个事情是可信的，因为调查显示，赤本这个人非常自大和狂傲。”程水星说，当时历史环境是，冀东大暴动失败，敌人扫荡非常凶，八路军在当地已经拿不出成建制的大规模部队和日军抗衡，赤本可能认为包森等人都是散兵游勇，招降是兵不血刃的“高招”。 而至于天皇表弟、大佐等信息可能是当时的汉奸翻译乱说的，因为想抬高这个日本人的身份，来换取不被当场处死。路上翻译被放，而赤本和侦察员语言不通，又不配合，在敌人追兵紧追不舍的情况下，被战士用斧子砍死，所以事情也就以讹传讹，对“智擒事件”产生怀疑。
日前，原唐山文联秘书长、今年80岁的阎瑞赓老先生告诉记者，几年前，他的朋友到日本东京访问，特意为他调查过此事。据日方战争档案馆资料显示，赤本实际叫做“池本信次郎”，是遵化宪兵大队队长，1939年4月被俘时他的官职是军曹（相当于排长或副排长）。资料中称池本被“共产第八路军鲍森（即包森）部下年汗卿（即年焕兴）”俘虏，也印证了池本信次郎就是国内传言的所谓“天皇表弟赤本”。而对于池本只身劝降包森之事，阎瑞赓也说，这应该是事实，只能说日本军官太狂妄了 。。 1940年2月中旬，包森亲率200人从遵化南部向盘进发，黎明前到达了与蓟县隔河相望的田各庄。驻蓟县日军闻讯赶来堵截，日军飞机也前来助战，战斗进行了一天。黄昏时分日军渡河而来，包森见时机已到，立即率部队撤出战斗。乘着夜幕初降甩掉敌人渡过南河，进入蓟县境内。在向盘山进军中，敌人到处设伏，再行堵截。为避开敌人伏击，包森率队伍首先地南行深入敌占区，夜晚再转向东北向盘山挺进。在敌人迷乱之中，两日后，包森率部胜利抵达盘山，与当地游击队会师。包森到达盘山后，在蓟县党领导人李子光密切配合下，首先整顿了原有游击队，加强了纪律性，提高了战斗力，然后向当地土匪开展了政治工作，凡是改邪归正愿意抗日的，一律既往不咎，编入抗日队伍。
为了减少八路军抗战的阻力，包森还坚待贯彻了党对敌军的争取政策。他得知敌驻蓟县警防队第四区队长董雄飞原系东北军张学良旧部，对东北失陷常怀感伤之情，对日本侵略者践踏我国国土耿耿于怀，便下决心争取他。通过党的地下关系，约定亲自与他见面，晓以民族大义，宣传党的抗日方针和政策，使董雄飞深受感动，表示今后决不再打八路军，不再破坏抗日政权，并答应今后有重大军事行动，及时通报。此后警防队每次出城行动，都事先向我军写信，说明敌军兵力和行动路线，让我方作好准备，免遭破坏，从而使盘山地区获得相对安定的局面。在此基础上，包森在盘山地区建立了八路军政治处，作为冀东西部地区抗日战争的最高指挥部，同时建立了小规模的随营学校，训练军政干部，形成稳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盘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极大地鼓舞了冀东西部地区人民抗战的信心和决心，也引起敌人的极大不安，1940年6月以后，他们调离了董雄飞的警防队， 集中大批日军对盘山进行疯狂“扫荡”，山中庙宇尽被焚毁。包森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头部中弹，伤及下颔骨，经过曾在北平医大学习过的蓟宝三联合县县长王少奇的精心治疗，月余痊愈，又投入战斗。
1940年7月下旬，日本骑兵窜入盘山，声言要踏平盘山，这是日军精锐武岛骑兵中队。这个骑兵中队是由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牌军国主义分子组成，武器装备精良。包森在冀东抗日战争中，待敌分散后再一口口吃掉的游击战术。他组织四个连队设伏于白草洼附近山头，居高临下，待敌军闯进白草洼时，他一声令下，八路军机枪、步枪、手榴弹向敌群猛烈开火。打得敌人鸡飞狗跳。鏖战了14个小时，终于将武岛中队长及其70多名骑兵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掉，创造了冀东抗日战场全歼整连日军的首例。 1941年春，日军调集日军、伪“满洲队”、“治安军”共万余人的兵力，对冀东西部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妄图变我根据地为敌占区。当时我军由于连战连捷，麻痹轻敌，在“大战红五月”的门号下主力集中在丰、玉、蓟平原怍战，处于不利位置，敌人大军压境时仓促应战，未能迅速跳出包围圈，遭受严重损失，许多新开辟地区被敌人占领，冀东东西两部游击区又被分割。这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兵力不足，决定由伪“治安军”代替日军控制冀东，推行“以华治华”的政策，抽调部分日军开赴太平洋战场。他们先后调入“治安军”3万多，先以团、营为单位占领点线，再以连、排为单位逐步散开，配合地方伪军伪警实现面的占领，以“确保冀东治安”。8月，中共冀东分委和军分区召开了大张屯会议，总结了反“扫荡”失利的经验教训。统一了领导干部思想，确定了今后的斗争任务和工作方针。10月。针对敌人部署的变化，中共冀东分委在青龙县王厂沟召开了会议，研究对策。决定在“治安军”来冀东，足未稳之际，开展一个打“治安军”的战役，粉碎敌人的图谋。随后，军分区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
1941年12月15日，打“治安军”战役首先在遵化四十里铺揭开。李运昌、包森、曾克林率十二、十三两团各一部，在四十里铺附近布成一个长10公里的袋形阵地，伏击自三屯营向遵化进驻的“治安军”第三集团第六团。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我军全线出击，只用几十分钟的战斗便歼其团部，毙俘敌400余人，缴获轻机枪5挺，步枪300多支，首战告捷。
1941年12月26日 ，包森率十三团三营、特务连和遵化游击队，向“治安军”第五团一营新建的东双城据点发动进攻。战斗从奇袭开始，由于奇袭队员进村被伪军检查发现，敌人死守待援，战斗呈胶着状态。包森分析敌人死守，主要等待援兵，若断其援兵，集中力量对其打击不难攻克。于是派出三个连分头设伏阻击可能来援之敌，然后亲临村内指挥三个连向东双城据点之敌发起总攻，逐院逐屋进行争夺，激战数小时，迫使敌人全部缴枪投降，毙俘伪军300余人，缴获迫击炮1门，重机枪1挺，轻机枪4挺，步枪200余支，在冀东创造攻坚克敌的首例，使八路军军威大振。
1942年1月3日，包森侦悉伪“治安军”十团一个营来犯刘备寨，立即率部进行迎击，歼其大部，并击毙其日本教官。1月5日，又侦悉该团三营将再犯刘备寨，为日本教官收尸。包森立即率部设伏于附近亮子河一带，翌晨敌军果然前来。我军将其放过，然后前后夹击，将其全部歼灭。该团余部闻风丧胆，丢下据点仓惶逃窜，又被游击队击溃。至此，“治安军”十团全部被歼。
1942年1月12日 ，包森率部宿营于玉田黄家山，侦悉驻玉田城伪“治安军”第二集团所属三、四两个团，准备翌日进犯燕山口进行“扫荡”，他立即率部急行军，设伏于燕山口内果河北岸进行伏击。拂晓，敌后续部队进入包围圈，包森命令吹起冲锋号，向敌军进行猛扑，毙俘700人左右，有300多人奔上别古寺死守待援。我军在处理俘虏时，得知该部为伪“治安军”第四团，其集团司令部正率第三团储备进入东面界山口，与四团合围玉田东新庄、平安城，方知玉田之敌已倾巢出犯。此战已取得基本胜利，但尚未全胜。包森分析敌我兵力相当，只要战术得当，取得彻底胜利是有把握的。于是分出部分兵力准备阻击援敌，然后对别古寺的敌人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发起猛烈冲锋，顷刻之间，惊恐之敌打死日本教官举起白旗，全部缴械投降。此时伪“治安军”笫二集团司令部和第三团于清晨已进入界山口。他们听到果河沿的枪声，以为第四团正在战斗，认为该团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不会吃亏，便停在界山口休息等待，中午时分炮声和枪声继续不断，才命令第三团向四团靠拢。下午3时听不见枪声了，传来了四团被歼的消息，恐惧的心理立即笼罩了全军。下午4时许，其先头部队向我军进攻，我等待阻击援敌的部队向敌人发起猛烈反击，恐惧的敌人唯恐重蹈四团的命运，丢下山炮等重武器掉头狂跑，仓惶逃命。出于时间已晚，八路军未予追击。
此战历时16个小时，全歼伪“治安军”第四团，毙俘敌军千余人，缴获山炮2门，迫击炮4门，轻重机枪26挺，长短枪700余支，弹药10余万发，及其它大量军用物资。 这个胜利不仅在冀东是空前的，在国内战场上也是少见的。
晋察冀军区接到战报，大喜之下惟恐失实，令重查再报。然而经核实再报，战果与原电无误，方确信无疑。日军二十七师团长官铃木启久少将对此战果都感到奇怪：“不知怎么？八路军忽然有这样大的力量，把治安军打得溃不成军！”果河沿大捷严重挫败了日寇“以华治华”的政策。 包森此刻确认为“该压压关外的鬼子了。”又立即率一、三营奔向长城以北去打满洲军。1942年2月17日，包森率部在遵化野虎山同敌人相遇。在战斗中，当他上北山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时，被敌人狙击手冷枪射中胸部。包森自知伤重，为稳定军心，他镇定地说：“我负伤了，队伍由一营长指挥”，当警卫员背着他行至战场东侧小山时，这位威震敌胆的抗日民族英雄，已经停止呼吸。
包森牺牲后，为防止敌人趁机反扑，消息被严密封锁，就连他的战马和警卫员也被安排在一个偏远山洞四十天，造成包森正在执行其它任务的假象。包森的遗体也在秘密安排下悄悄掩埋。
包森牺牲的消息传出后，整个冀东党政军民沉浸在巨大悲痛之中。日军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也一反常态，在所有报纸的宣传报导上，都去掉了污蔑攻击之词，作了“包森司令长官战死”的郑重报导，反映了这位抗日民族英雄在敌人心目中的地位。
包森烈士的遗体后来又转移至“万人愁”的偏远处，直到解放后由河北省人民政府移至石家庄烈士陵园。
为纪念包森，学习他为民族、为国家无私奉献的精神，1984年清明之际，原曹家堡乡野瓠山村青年、民兵在包森烈士牺牲地树起一座纪念碑。碑为正方形，正面镌刻着“包森烈士永垂不朽”8个大字。
建国后，除石家庄烈士陵园之外，在遵化市革命烈士陵园、玉田县烈士陵园、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盘山烈士陵园、冀东烈士陵园里还都修有包森的陵园或悬挂著包森的遗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