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艺术的起源，说法众多，如模仿说、游戏说、巫术说、劳动说、心理表现说等等。其中劳动说最为人们所认可。而诗歌又可以算是一切文学作品的开路先锋。在人类社会出现文字之前，就已经有了口头创作的歌谣了。鲁迅先生认为诗歌起源于劳动和宗教，原因有二：其一,劳动时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却劳苦；其二,原始民族对于神明由畏惧而生敬仰，于是歌颂其威灵，赞叹其功烈。
诗歌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在《淮南子》里有过比较具体的描述：
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
当然，由于那时生产还处于原始阶段，语言也不发达，人们在劳动中发出的“邪许”的声音还比较单调，既没有歌词，自然也没有表达具体的思想内容，因此我们还不能认为它是真正的诗歌，只能算是原始的歌谣。
从仅仅有表声的歌谣发展到同时也表意的诗歌，这中间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吕氏春秋》的《音初》篇记载了一首《候人歌》，歌词是：
候人兮猗！
可以看作是表意诗歌的一种最简单的雏形。这里的兮猗二字，如同“邪许”一样，只起表音的作用，而侯人二字，就表达了作者的一定意愿，而具有虽然简单却比较具体的思想内容了。
随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生活也越来越多样化，诗歌的表现形式自然也更加完善，内容也更加丰富。这时期，诗歌不仅可以表达个人的的某种愿望，而且能够反映一定的社会生活了。《吴越春秋》里记载了一首《弹歌》，歌词是：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在这短短的八个字中，反映了原始时代我们祖先打猎的全过程和生动的场面。这首歌谣不仅内容完备，情节生动，而且句式整齐，逢双句押韵，大体具备了诗歌的一般要求。
其次,谈谈诗歌起源于宗教.在原始的歌谣,我们能找到很多祈天一类的作品,例如《礼记·郊特牲》里就记载了一篇相传是神农时伊耆氏的《蜡辞》：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
昆虫勿作。草木归其宅。
照字面意思看来，这首歌谣显然是当时劳动人民因无力战胜水旱虫灾而向“天帝”发出的祈求，希望不要降灾祸来危害庄稼，让大家能过上安逸的生活。
卜辞是刻在甲骨上的殷商时代的文字，因为它是通过宗教巫术占卜吉凶祸福的，所以叫“卜辞”。在已经整理出来的卜辞中，也有酷似诗歌一类的记录：
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这几句卜辞，从内容看，不仅文字完整，而且意义非常明显。从表现形式上看，也基本上具备诗歌的形式了。如果对照一下汉代的乐府民歌《采莲曲》，就更有理由说它是一首诗了：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应当注意的是，我们说诗歌起源于生产劳动，起源于宗教，并不是说这二者是相互脱离、各不相关的；恰恰相反，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吕氏春秋·古乐篇》有这样的记载：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
这里所提的八阕诗歌，具体内容已经失传，但是从这八部诗歌的名称来看，既直接与生产劳动有关，又跟当时的宗教迷信关系密切。 特别是“敬天常”、“依地德”这类名称的歌词，很明显既反映了人们对自然条件（如气候、土壤等）的重视，又具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
词的起源
诗歌发展到了唐代，无论在形式方面、思想方面、思想性和现实性方面，都产生了许多精美优秀的作品。但在这个全盛时期，诗歌又开始了新的转变，这便是词的兴起。词这个名词，是宋代才有的，在唐和五代称“曲子词”或“今曲子”、“今客曲子词”。
关于词的起源问题，历代词论家作了长期的多方面的探索和论证，由于时间久远，再由于材料的缺乏，始终没有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如果把他们的意见归纳总结，约略可以分为倚声说和诗余说两大类。
倚声说的论者，他们认为词的起源，应该根据音乐的发展变化去探索。宋代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
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古乐府皆有声有词，如曰贺、、，何、、之类，皆和声也。今管弦之中缠声，亦其遗法也。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
这就把词的兴起和音乐的发展变化直接联系起来了。此后王灼在他的“碧鸡漫志”中说：
盖自隋以来，今之所谓曲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文，其本一也。
王灼所说的曲子，既是指隋唐以来流行的燕乐。燕乐来自西域，是当时的一种新乐曲。这种乐曲的出现，配乐的曲子词，既词也产生了。
稍后胡仔在他的“苔溪渔隐从话后集”中更说：
唐初歌辞，多是五言诗，初无长短句。自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成长短句。及本朝，则尽为此体。
朱熹在他的“语类”中说：古乐府只是诗，中间添做许多泛声。后人怕失了哪泛声，逐一添一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文便是。
本人观点：这里所指的和声与泛声性质不一定全同，但在歌唱时却是为补足诗句的不足，而添加进去的，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乐谱专短曲折没有一定，若用整齐的五七言去歌唱，当然不能尽其声音之美妙，只好加添一些进去，这便产生了和声与泛声。
以上是宋人对词于音乐之间关系的种种论述。到了明清两代的许多词论家，他们一方面继承了宋代对词与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个观点，另外，他们又认为词与诗的关系很密切，提出“诗词同工而异曲，共源而分派。”例如俞彦在“爱园词话”中说：
词于不朽之业最为小乘，染溯其源流，咸自鸿蒙上古而来，如亿兆黔首，固皆神圣裔矣。则又把词与上古歌谣看为一体的。另一方面又开始认识到词于民间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朱彝尊在他的“群雅集序”里说“填词入调，则自开元天宝之”。汪森在“词综序”中说“自有诗而长短句既寓马‘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祭歌”十九篇，篇篇皆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
是把诗词同源更明确了一步，暗中也把“文源于五经”这一观点寄寓其中。后来张惠言反对朱汪二人的观点，认为“词者，盖出於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同时更进一步指出，“其缘情造端,兴於微言,以相感动. 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 徊要眇以喻其致”。“词选序”张惠言的观点，把只限于从音乐与词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之中，去找词的起源，进一步认识到寻找词的起源应该到到里巷男女宣泄男女之情，与贤人君子婉转表达出幽怨之情同等重要，比前人论词的源起进了一大步。
倚声说的论者，他们只注意到词的性质，单从先有曲谱，后依曲而为词这中创作方式，实际上便只见到以乐调为主，歌辞为辅的主从状态而没有展现词来自民间这一重要事实，所以虽提出了种种论据，始终没有找到词的真正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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