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全国都兴到北京来发展，是条好狗都要到北京来叫叫。”郭德纲说，他这条“好狗”，前后来了3次北京。
1988年春，15岁的郭德纲跟着一个朋友去北京报考全国总工会文工团，他不知道，他们和千千万万类似的“好狗”，有一个统一的称谓：“北漂”。朋友在团里有些关系，两个人也还算顺利地留在团里，偶尔也能去四川、河南演出。
“有个正式单位，有固定薪酬和住所，定期有演出，慢慢积累些关系，认识几个大腕，跟着上电视、上晚会，每个月能收入八千一万的。”初到北京的郭德纲对未来的想象力也不过如此。
郭德纲没有想到，一年之后的1989年，就在他的人事关系马上要被调入全总文工团的时候，北京统一规定：外地户口必须返回原籍。郭德纲没有例外地被打回天津，分到一个文化单位接着搞曲艺。
6年平淡、无聊的生活后，郭德纲决定二次上京，想象着能找回一些“圈子”里的关系，所以信心蓬勃地在前门大栅栏一个小旅馆里开了个床位，15元一天，同屋的还有10多个生意人。“找到关系就搬过去”的想法现在看来太幼稚，五六天过去了，他的“关系”都不愿意跟他产生任何关系，“我又不是来住旅馆的”，郭德纲灰溜溜回到了天津。
这时他开始转做生意，只不过做什么赔什么。生意不成又开始唱戏，跟着戏班子到乡下演出。一次去河北文安表演，演员都借住在老乡家，当地水碱性很重，唱戏要画很浓的妆，到卸妆的时候发现用水根本卸不掉，只能带着花脸睡觉，第二天妆模糊了，只能在旧妆上画新妆，这样油彩在脸上反反复复，没几天脸就被折腾得又红又肿。
“在这里吃苦还不如去北京吃苦”，郭德纲打定主意第三次进京，这时是1995年。这次郭德纲做足了准备，青塔、大兴，哪里的房子便宜他就住在哪里，只要有演出的机会他就上。最终他找到了一个沙子口的小京剧团，对方答应每月给他1000元，“最起码能有钱吃饭了”。戏唱了两个月，他一分钱都没有拿到，找对方理论，得到的答复是：“要钱就接着唱，不干也可以走人，但之前的2000元也别想拿到。”郭德纲只好接着唱，有一天演出晚了，公共汽车没了，他打不起车，就从市区走了20多公里，徒步回到大兴的出租屋里。
连郭德纲自己也没想到，转运是从影视圈开始的。当时，北京给他的印象是：“人人都跟央视有关系。”他认识了一些“自称是央视编导的人”，开始谈剧本、写策划。经常是自己的剧本写出来了，对方才拿着剧本去找赞助，电视剧《非常档案》和《正德皇帝下江南》就是他的手笔。他还做过民间艺术专题、美食节目，拍过果汁广告。郭德纲对影视圈的心得是，“比相声圈好混多了”。
直到有一天，他在北京南城一个茶馆，看见一帮10多岁的小孩在说相声，他一时兴起也站到了台前。小孩问：“你也学过相声？”“我也学过。”郭德纲说，这句问话他等了好多年。
玩票让郭德纲发现，相声是有市场的，于是他开始招兵买马，找到了另外两位相声演员张文顺和李菁，几个人凑在一起开始在北京的茶馆里说相声，就叫“北京相声大会”，听一场10元。
创业阶段几乎任何事情都是一幕惨剧，郭德纲说：“最惨的一次，我们试过给一个观众表演。寒冬腊月，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他们还是站在门外喊人进来，好不容易有个人进来了，可能只是想进来暖和一下身体，台上演员照样有模有样开说，说不到一会，这个观众的手机响了，演员就停下来等他打电话，那个人也不好意思地很快讲完了，我上来跟他说：”你得好好听，上厕所也要给我打招呼。我们后台的人可比你多多了。‘“
郭德纲推行“一个也得演”的方针时，并不知道原北兵马司剧场经理袁鸿也在台下的观众中，更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让自己在媒体上成为铺天盖地的新闻主角。
2001年袁鸿正在筹备做台湾赖声川的剧场相声，想扩展到海峡两岸相声交流上去，于是袁鸿开始留意北京和天津的相声。断断续续看了两年郭德纲的剧场相声之后，袁鸿推荐郭德纲参加了2003年北京相声小品邀请赛，郭德纲为符合“电视相声”标准，花了1个小时创作了《你好，北京》参赛———这是北漂以来，郭德纲的相声第一次跟电视走得这么近。
“可惜决赛他抽签抽中第一个出场，得分并不是很高，所以组委会给了他一个特别奖。”袁鸿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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