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的邓颖超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举行爱国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关于山东问题的无理决议，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外交政策，要求“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拒绝巴黎和约签字”、“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曹、章、陆”。游行队伍遭到武装军警和便衣警察的多方阻拦，激愤的学生们火烧了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怒打了正在曹汝霖家中的章宗祥。段祺瑞反动政府弹压游行队伍并拘捕了三十多人。当次日这个消息传到天津时，正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的邓颖超和女子师范的同学们一起，议论纷纷。当晚，家事专修科学生郭隆真（郭林一）倡议组织爱国团体，以实际行动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邓颖超、张若茗、王卓吾等同学首先响应。次日，召开学生代表会讨论组织起来开展斗争时，大家认为，仅仅女师学生组织起来力量还单薄，便决定联合其他女校学生和全市爱国妇女共同参加，成立“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5月25日成立大会上公推刘清扬（女师毕业生）、李毅韬（女师附小教员）为正副会长，郭隆真、邓颖超为演讲队长。此后，“女界爱国同志会”便同先后成立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群众运动中并肩战斗。
演讲队长
“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后，积极投入火热的爱国斗争，活动最活跃．影响最突出的是女学生演讲队。年仅15岁的演讲队长邓颖超，以奔放的爱国热情，率领爱国演讲队队员，在街头巷尾，慷慨陈词，诉说反动政府卖国外交失败的经过，揭露卖国贼的卖国罪行，痛述朝鲜亡国后当亡国奴的痛苦，规劝同胞齐心抵制日货、协力救国，有时声泪俱下，使听众深受感动，久久不愿离去。有一次，一个人力车工人听讲后极为感动，把他当天挣的三角钱，捐助给演讲队，让她们多印传单，多撒传单，让人人知道这些道理。群众的拥护，使她们倍受鼓舞，更加不辞辛苦地进行宣传。据当年天津《益世报》记载，七月末，正值暑假期间，女演讲队在王天麟、邓颖超率领下，到赵家胡同、黄家胡同等处演讲时，“讲的正高兴，听的正入神”，忽然倾盆大雨瓢泼似的倒下来。演讲队员们赶赴电车站时，“地面的水有半尺多深，一走一滑。上了电车后，穿着流水的衣服，还是很喜欢的。大家说，这个算什么苦，比当亡国奴的苦楚强的多着呢。”
演讲队为了使爱国宣传活动更加深入到妇女群众中去，她们还时常作家庭访问，并注意到比较偏僻的地区和贫民区去挨家挨户访问宣传。即使碰钉子，她们也毫不灰心。
“女界爱国同志会”为了提高平民妇女的爱国觉悟，帮助平民妇女提高文化，还举办了妇女补习学校，分设在东、西两个演讲所。学员主要是家庭妇女，课程是识字、谈话（主要进行爱国教育）、织花边等。为了补助补习学校的经费，女师同学们除募捐外，还演出话剧，把收入作捐款。她们曾演出歌颂我国古代女英雄的《木兰从军》和描写刺杀日本伊藤博文的朝鲜英雄的故事《安重根》（又名《亡国恨》）。这两个话剧的主角都由邓颖超扮演。邓颖超在六十多年后重忆此事时说：“我演戏总是演男的，而恩来总是扮演女的。因为那时候男女不能同台演戏，封建习俗可厉害哩！男女授受不亲。”
冲破包围
随着爱国运动的不断深入，为了加强斗争的力量，在总结了几次请愿斗争的经验之后，郭隆真、周恩来等根据大家的意见，提议另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小组来推动各项斗争。经过酝酿筹备，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于9月16日正式成立了。马骏、谌志笃、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等男女二十人，都是它的第一批社员。
“觉悟社”是五四运动中诞生最早的青年革命团体之一。它的组织严密，社员具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发展新社员须经社员三人以上介绍，内部实行委员制，分工负责，是当时青年团体中比较健全的一个。北京《晨报》曾称它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小团体。”
“觉悟社”的成立，标志着天津学生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以“觉悟社”社员为核心的天津学联和各界爱国团体的领导和组织下，发动了天津更大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这年的双十节，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召开有大、中学生和各界群众数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继续坚持严惩卖国贼，加紧抵制日货的斗争，并拟在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反动当局下令警察包围市民大会会场，准备武装解散集会，阻止群众游行。愤怒的群众毫无惧色。当群众队伍开始游行时，大批武装警察拦住了去路。邓颖超等领导着大队最前列的女学生向警察高呼：“警察是中国人，警察也要爱国！”“不打爱国学生！”等口号。队伍依然雄赳赳地前进。这时武装警察动武了，打伤学生数十人，学生们也奋起抵抗。邓颖超机智勇敢，带领女同学用手中的小旗竹竿进行反击，并采取奇袭的方法打掉了许多警察戴的帽子。趁警察们狼狈地用手遮掩着脑袋弯着腰去拾拣帽子的有利时机，只听得一声高呼：姐妹们，冲啊！女学生们个个精神抖擞，挥舞着手中的旗竿，勇猛地向丧魂落魄的武装警察冲去，正巧与路过的学联汽车宣传队一起，形成夹攻之势，冲破了警察的包围圈，打开了缺口。同学们和市民们乘势冲出，万余人的一支铁流，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最后，游行队伍包围了警察厅，提出质问：“为什么不准人民庆祝国庆？”“为什么下令军警动武？”他们大声高呼：“杨梆子（警察厅长的外号），你出来回答！”有的市民还借了打更用的木梆子边敲边喊。斗争一直坚持到次日黎明。
营救战友
双十节事件后，反动政府的压迫愈来愈紧。1920年1月，领导各界群众抵制日货、惩罚奸商的“各界救国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马千里、马骏等二十几人被无理逮捕了，“各界救国联合会”、“学生联合会”被武力查封了。于是，由周恩来、郭隆真等领导的向直隶政府要求启封“各界救国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和释放全体被捕代表的大规模请愿斗争开始了。
他们知道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所以作了周密细致的布置。邓颖超回忆说：我们事先有系统地动员了各校的同学与各界市民，并且在请愿的组织领导上作了精密的适当的分工。有被选出向当局交涉的代表，有专任请愿群众队伍的指挥员，有留守会所做后勤供应、动员后备力量的人员，还有专司联络的脚踏车队和负责电话联系的情报员。这次，刘清扬、邓颖超、王天麟被指定担任留守工作。她们一清早把人员送走后，一面忙着工作，一面心焦地等待消息，直到晚上才知道反动当局鞭打并扣押了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茗等谈判代表，指使反动军警、保安队对三千多名赤手空拳的男女学生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制造了“一·二九”流血惨案。
“一·二九”惨案发生后，2月1日，天津全市学生罢课抗议。学联并分别派遣代表到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呼吁支援。在上海学生总会的号召下，掀起了全国性的声援天津学生运动的大游行、大示威。“觉悟社”的一些主要骨干被捕或离津后，谌志笃、邓颖超等就承担了领导天津学生运动的主要工作。
被捕的学生代表一直在狱中坚持斗争，抗议非法拘捕。但警察厅当局无视他们的正义要求，压迫日甚。为此，代表们被迫以绝食来表示抗议。四月初，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同学们都十分难过，当即就有谌志笃、邓颖超等二十四名同学，自愿报名到警察厅去代替被捕的代表受监禁。他们备了公文，带了行李，到警察厅去要求入狱。他们首先抗议非法逮捕爱国代表，指斥当局长期监禁学生，既不宣布罪状，也不送法院审判；其次说明代表是大家选出来的，有难同当，大家愿意轮流受监禁。这种理直气壮的正义斗争，弄得警察厅十分狼狈，只得同意他们与被拘代表见面。这样，被拘代表与外界沟通了联系。
五四运动过后一年，虽然进行了不少斗争，但祖国的青岛仍然没有收回，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取消，积极参加爱国运动的一些领导骨干还押在监狱里，所以女师同学决定在5月7日国耻纪念日，再向群众作一次爱国主义的宣传演讲，同时也为释放被捕代表制造舆论。学校当局不答应她们停课外出，但同学们意志坚决，由邓颖超扛着大旗，带领三百多名女学生冲出了校门，去参加纪念大会，并分三路去向市民宣传。当天回校时，校方贴出布告，以学生无故罢课为由，宣布全体开除学籍。同学们气极了，但她们不恐慌，不屈服，大家一商量，说：既然学校不要我们，我们不能赖在学校里，我们马上搬出去。象下了战斗命令一样，她们立即整理行李，捆绑铺盖，抬箱子的，提杂件的，一瞬间，学校的操场上摆满了她们的大包小裹、箱子行李。这时，学校当局反而着慌了，不准她们搬走。但校方的阻拦、哄骗、刁难、恫吓，全都无用。经过十二天的斗争，在家长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下，学校当局被迫收回成命，全体同学胜利回校。自从4月份谌志笃、邓颖超等和被拘代表沟通了联系后，他们在外边加紧开展营救活动。他们组织“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分子和被捕代表的家属经常去探望、慰问；发动群众，广泛宣传，用社会舆论对反动当局提出谴责，施加压力；积极准备提出公诉，要求公审；此外，还聘请全国有名的爱国律师刘崇佑先生为被捕代表辩护。刘先生帮助谌志笃、邓颖超等熟习进行诉讼的知识、程序，进行合法斗争。在刘先生的指导下，周恩来等4人在7月1日写了一封申诉信。刘先生即根据周恩来等的申诉信，几次亲自从北京赶到天津，到狱中去向代表收集材料，积极进行辩护准备。在被拘代表同各界代表狱内外共同坚持斗争下，在全国各地的有力声援下，7月，反动当局被迫宣布公开审理这个案子。开庭审讯时，被拘代表大义凛然地据理驳斥，痛斥卖国政府的罪行，大讲救国的道理，变审判厅为传播爱国思想的讲台。大律师刘崇佑先生也有力地为学生们辩护：爱国救国是合乎公理民意的壮举，何罪之有？最后，反动法庭被迫宣布无罪释放马千里、马骏、周恩来、郭隆真等二十多名被拘代表。天津各界人民慰问团隆重地迎接被释代表凯旋回归。
联合起来
“觉悟社”的社友又团聚在一起了，大家感到分外亲切。无论监内狱外，他们都是经得起考验的战士。8月10日左右，他们召开年会总结一年多来天津爱国运动的经验、教训，认为只有把五四运动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改造旧中国。他们决定到北京去请教李大钊。李大钊建议他们邀请北京的一些进步团体，如“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等共同开会座谈，研讨问题。8月16日，五个团体在北京陶然亭开了会。会上先由邓颖超介绍了“觉悟社”的组织和一年来的活动情况。周恩来详细阐述了“觉悟社”年会上提出的联合改造的主张。李大钊鼓励大家要有一个共同的“主义”，以便团结一致进行战斗。会后成立了“改造联合”，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和《约章》。《宣言》指出，“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应该“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并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建议“联合”组织起来后，“切切实实做点事”。《约章》中列举了亟需从事的工作，如宣传工作、社会调查、平民教育以及工、农、妇女工作，以“实行社会的改造。”
1920年秋，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等一批社员、同学，为了进一步探索拯民济世的真理，陆续到巴黎公社的故乡法国去勤工俭学了。他们在欧洲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并且组织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来中央承认这些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北京的邓颖超等几个社员，则开始走向社会。他们有的一边工作，一边根据《约章》的精神，在李大钊领导下，从事劳工、妇女、青年学生运动，到码头上，到工厂里，到农村去，开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教员。那时正提倡开放女禁，吸收女教员，邓颖超便是这所小学吸收的第一名女教员。她努力工作，处事有方，在实践中为男女平等、开放女禁树立了一个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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