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写诗大多都需要经历以下几个步骤，方能成为能诗会词之人，写出诗句来：
一、熟知诗词格律，烂熟于心，常用词汇等。如旧时有《声律启蒙》一类的读物，开篇即为“云对月、雨对风，晚照对晴空”，分出各种韵脚和对仗，供从小背诵。
二、背诵过大量诗词，旧时启蒙读物中就有《千家诗》，民间早有说法，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通过背诵，熟悉大量的句式及相应的情感表达方法。
三、旧文化的熏陶，相互的唱和、认同、激励中趣味倾向的培育等等。
古代文人从小接受的训练就是诗文训练，对对子就是很典型的作诗基础练习，相当于我们小学的给词语造句。如是训练个十年，他们写诗跟我们写文就完全一样了。
而且古人写诗的机会很多。回想一下历史上的名诗，很多都是在朋友做官、友人远行、亲人病故、好友聚会、国家打了胜仗败仗、出去玩的时候见到美景美人的时候的创作。也就是说，古人写诗等于写微博。
总之，诗句对于古人来说，一点不可怕。至于千古名句，那很多都是要靠个人功力的。具体是一气呵成，还是精耕细作，这恐怕和不同的诗人创作习惯有关。
古人为什么写诗（词）？
一、古人写诗（词），其实就是那时的一种日记，现在叫写微博，还可以叫做“晒心情”
在古人所的写诗（词）中，四季变换有之，登临山川有之，人生际遇有之，悲欢离合有之。“日记”写的最全的，要数杜甫。
我们常常把杜甫的诗歌称为“诗史”，说他的诗歌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这是从国家角度讲的。从个人角度来讲，他的诗歌是“日记”，从青年时代一直写到暮年的病危时刻，记录了他的理想、他的奋斗、他的落魄、他的遗憾。
我们的专家学者读杜甫的诗歌，总是把他拔高到国家民族的高度，让人更加仰望。而我喜欢平凡的杜甫，读他的诗歌就是在读一本他的个人日记，只不过这本日记没有标注具体的年月日罢了。如果按现在的口味起名的话，那一定是《杜甫——最早的京漂》《杜甫升职记》《杜甫流浪记》。
其他的诗（词）人也一样。李白今天隐居，明天出山，后天在京城，再后天被贬，都有“日记”留存，成了名篇。苏轼在仕途生涯中，黄州的“日记”最精彩，一直传颂至今。
二、古人写诗（词），是科举的需要，是登龙门的需要
在唐朝，诗歌作为科举的考试内容之一，自然引起了士子们的重视，因此写诗成了重要内容。
唐朝科举考试前，有“行卷”的风气。“行卷”就是考生把自己写的诗作送给主考官阅读，以期博得青睐。
考生朱庆馀怕自己的作品不一定符合主考的要求，写了一首诗送给当时已经为官的张籍。他以新妇自比，以新郎比张籍，以公婆比主考，写下了《近试上张水部》这首诗，征求张籍的意见：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朱庆馀呈献的这首诗获得了张籍明确的回答。在《酬朱庆馀》中，他写道：
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
由于朱的赠诗用比喻体写成，所以张的答诗也是如此。在这首诗中，他将朱庆馀比作一位采菱姑娘，相貌既美，歌喉又好，因此，必然受到人们的赞赏，暗示他不必为这次考试担心，后来朱庆馀果然考中进士。
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因为诗写得好，所以流传广泛，影响不小，就连皇帝家的公主都诵读他的诗。后来为他参加科考夺得第一名奠定了基础。
李白的诗在唐朝广为流传，就连皇帝李隆基都知晓他的大名，原因就是李白自己诗歌的广告做得好，当时的太子宾客贺知章十分赏识他的才华，因此向皇帝推荐李白，李隆基后来召李白做翰林学士。
在大唐，作诗成为仕进的一条重要渠道，全唐诗的洋洋大观与科考不无关系。
三、古人写诗（词），是朋友、亲人之间交往的需要
在众多的诗词中，有赠别、怀人等类型。这些诗词，表现了朋友之间眷恋不舍互相安慰、风雨同舟的真挚的感情。
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杜甫的《春日忆李白》、李白的《送友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高适的《别董大》、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杜甫的《月夜》、柳永的《雨霖铃》等。
透过这些脍炙人口的名篇，我们仿佛看到离别的泪水，远去的行舟。一首诗词，胜过千言万语。诗人之间相处时间之短，见面之少，是我们现代人不能想象的。诗（词）的感情浓厚，非今人可以体会。
此外还有唱和诗（词）。朋友之间某人作诗一首，另有人根据这首诗的韵脚和诗一首。这种诗人之间的唱和，不仅是诗作的交流，更是感情上的交流，从而加深了诗人之间的情感。
杜甫在朝廷任职的时候，贾至写了一首《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的七律，王维、岑参、杜甫等人都有七律奉和。中唐诗人元稹写了一首《使东川》，为思念妻子韦丛而作。白居易就和诗一首《望驿台》：
靖安宅里当窗柳，望驿台前扑地花。两处春光同日尽，居人思客客思家。
此诗是白居易为元稹的和诗，颇有戏谑意味，写元稹与他的妻子互相思念的情境。只有朋友之间才开这样的玩笑，显示了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另外，白居易和刘禹锡志同道合，他们之间的唱和诗还编成了集子。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玩”，显示出两人的关系是很铁的哥儿们。
四、古人写诗（词），是排遣苦闷，或者说是娱乐的一种方式
古代诗作中也有欢乐的篇章，但绝大多数的篇目是书写怀才不遇、理想抱负不能实现的苦闷，被贬之后远离国都的失意，离别思乡的痛苦。
古代的交通困难，通讯不便，生活条件恶劣是难以想象的。古诗中常常出现的“寒”字，不要以为是平常的字眼，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彻骨的寒风。
那时没有空调暖气，衣服保暖性也差，诗人或居住驿馆，或居于寺庙，或居于衙宅，风雨之夜，独对孤灯；或者春江花朝，漫步江边，思亲思家思友，各种情感涌上心头。
因此，作诗成了排遣寂寞的一种方式。杜甫的《春日忆李白》《望月》，张继的《枫桥夜泊》等等，均是此类的代表作。宋代辛弃疾、陆游的诸多词作都是为排遣苦闷而作的。
《三国演义》开篇词《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作者杨慎被流放云南，人生的失意以一句“是非成败转头空”尽消心中块垒，显得洒脱而豪迈。
其次，诗词写作也是娱乐的一种方式。写好的诗（词），尤其是优秀诗作，通过亲友的传抄流传开来，歌女以其为唱词，在宴会上为那些文人雅士演唱，有着重要的娱乐功能。
如王昌龄的《从军行》、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王维的《渭城曲》、高适的《别董大》，都在唐朝广为传唱。诗人王昌龄、王之涣、高适“旗亭画壁”的故事在后代传为美谈。
宋代柳永的词流传甚广，“凡有井水处皆有柳词”。甚至金国人都知道。柳永仕途失意“奉旨填词”，专为歌妓写歌词，几乎成了专业的歌词作家，和现在方文山给周杰伦写歌词差不多。
这些诗（词），在当时承担了相当多的娱乐功能，更促进了词作的流传。
五、古人写诗（词），是为了参政议政
古人写诗（词），不单单是抒发个人情感，或者娱乐，参政议政也是一项重要内容。
古代的官员既是执政者，同时兼有记者身份。屈原是最早用诗歌议政的《离骚》就是代表作。杜甫写的“三吏”“三别”等作品，我们常把它称为现实主义的代表作。用现在的眼光看，杜甫是那时最优秀的记者，奔走在最前线，记录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
白居易等人掀起的“新乐府”运动，提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更是参政议政的具体表现。白居易《卖炭翁》《观刈麦》，李绅的《悯农》直接书写了劳动人民的疾苦，是最早关注“三农”问题的佳作。
苏轼写了一些关注百姓生活、批评新政的诗，作用相当于现在的杂文或者时政评论，政治对手借此打击苏轼，制造了“乌台诗案”，使苏轼被贬黄州，苏轼的词因此更加光彩照人。
辛弃疾等人的一些怀古词作，除了书写壮志难酬的苦闷外，更多表达的是自己对时局的关注和政见，希望统治者铭记历史教训的愿望。
总之，古人把诗词作为参政议政的工具，在文学史上形成了良好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
六、古人写诗（词），是为了立言，为了不朽
儒家有“三不朽”之说，即“立功、立德、立言”。古人写诗词也是“立言”的一种。
因此，凡有作为的士人，都有诗集或词集流传后世，成为他们的精神地标。《杜工部集》、《李太白集》、《东坡七集》、《稼轩长短句》等。
透过诗词，他们的光辉风范书写在历史丰碑上。我们追慕先贤的品格，并激励后人更加奋发有为，这些诗（词）蕴藏了无穷的正能量，滋养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