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渊、戴法兴、戴胄、戴叔伦、戴才等。
1、戴渊
戴渊（269年－322年），字若思（《晋书》避唐高祖李渊讳作戴若思）。广陵郡（今江苏扬州）人。东晋大臣、名士。
戴渊年轻时受陆机推荐，在东海王司马越幕府任职，累官散骑侍郎，封秣陵侯。后渡江归附琅玡王司马睿，任镇东将军右司马，后历任前将军、尚书、中护军等职，颇受司马睿信任。
太兴四年（321年），任征西将军，都督六州军事、假节，加散骑常侍，出镇合肥。王敦之乱时，任骠骑将军，率军勤王，兵败后与周顗皆为王敦所害。王敦之乱平定后，获赠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谥号“简”。
戴渊工书法，张怀瓘《书估》将其书列入第四等。
2、戴法兴
戴法兴（414～465年），字号不详，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朝宋大臣。
出身贫苦，少卖葛于市，后为吏传署，好学能文，颇通古今，文章盛名当时。彭城王刘义康掌权期间，戴法兴以才用被刘义康引见，被任命为记室令史。
刘义康失势后，转投刘骏，担任刘骏的征虏、抚军记室掾，随刘骏迁转多地，后随刘骏率军攻入建康。孝武帝刘骏即位后，提拔戴法兴为南台侍御史，兼中书通事舍人，加建武将军、南鲁郡太守。
又以参与密谋讨伐刘劭之功，封为吴昌县男，食邑三百户。后又转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太子旅贲中郎将，侍太子于东宫。以颇知古今，又擅文笔，为孝武帝所重，参与中枢机要事务的处理和商议，权重当时。
前废帝刘子业即位后，戴法兴迁越骑校尉，凡诏敕施为，悉决戴法兴之手，益假专权。时刘子业欲有所为，戴法兴每相禁制，引起刘子业不满。
戴法兴更多次裁减刘子业对宠臣滥加的赏赐，刘子业所宠亲信对他都十分痛恨。后被阉人华愿儿进谗于帝，免官赐死。著有文集四卷，盛名当时，今佚。
3、戴胄
戴胄（？－633年），字玄胤，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唐朝宰相。
戴胄早年在隋朝为官，曾效力于王世充，归唐后为秦王府士曹参军。唐太宗继位后，戴胄被擢升为大理少卿。他生性忠直，数次犯言直谏，后改任尚书左丞。
629年（贞观三年），戴胄代理吏部尚书，主持选官，次年又以民部尚书之职参预朝政，成为宰相。633年（贞观七年），戴胄病逝，追赠尚书右仆射，谥号为忠。
4、戴叔伦
戴叔伦（约732——约789），唐代诗人，字幼公（一作次公），润州金坛(今属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年轻时师事萧颖士。曾任新城令、东阳令、抚州刺史、容管经略使。
晚年上表自请为道士。其诗多表现隐逸生活和闲适情调，但《女耕田行》、《屯田词》等篇也反映了人民生活的艰苦。
论诗主张“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其诗体裁皆有所涉猎。今存诗二卷，多混入宋元明人作品，需要仔细辨伪。
5、戴才
戴才，明太子少保，两京兵部尚书，晋菴公沧州人，嘉靖十三年进士。曾巡抚甘肃。当时甘肃刚刚遭受寇兵。
戴才去后抚起创痍，兴修水利，开垦农田，加强防卫，建学明教。使甘肃大治。后又巡抚陕西、河南等地。官至户部左侍郎、兵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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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姓人家郡望在淮同、广陵、清河。
汉、满、瑶、回、蒙古、土家等民族中都有戴姓。戴姓人家常贴对联有：
学礼删文，业擅五经。
峻节山高，逸情霞举。
现按人口多寡排列，戴姓居于中国大姓第54位。
戴震：安徽休宁人，思想家，学者。他博闻强记，对天文、数学、历史、地理都有研究。他精通古音，立韵类正转旁转之例，创古音九类二十五部之说及阴、阳、入对转的理论，对经学、语言学有重大贡献，为一代考据大师。后人编有《戴氏遗书》。
戴进：著名画家，钱塘（今杭州）人，善画山水，境界深远妙处，多出己意。兼工人物、佛像，运笔顿挫有力，设色纯熟有神采，人推明代院体中第一手，有“浙派”之称。
戴复古：南宋诗人，字式之，号石屏，台州黄岩（今属浙江）人。他长期浪游江湖，曾向陆游学诗，也受晚唐诗的影响，语言自然，是“江湖派”中较有成就的作家。部分作品指责当时统治者苟且偷安，表达了收复中原的愿望。也能词，风格雄放。有《石屏诗集》、《石屏词》。
戴逵：东晋学者、画家、雕塑家，谯郡铚县（今安徽宿县）人。他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著有《释疑论》。他曾为会稽山灵宝寺作木雕无量佛及胁侍菩萨，又为瓦棺寺塑《五世佛》，和顾恺之的壁画《维摩诘像》、狮子国（斯里兰卡）送来的玉佛，在当时并称“三绝”。所画人物、山水也别具一格。
戴德、戴圣：被称为今文礼学的“大戴学”和“小戴学”的开创者。戴圣是戴德之侄，西汉时梁（今河南商丘）人，家族显赫。他们同学《礼》于后苍，选集古代各种有关礼仪的论述，分别编成《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
还有唐诗人戴叔伦、画家戴嵩、元文学家戴表元、诗人戴良、画家戴本孝、戴熙、文学家戴第元、当代风云人物戴季陶等人。
据传，《礼记》一书的编定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戴德选编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这两种书各有侧重和取舍，各有特色。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成为士人必读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