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7-09-20
一、提出“亦中亦西”的文化观，为文化大讨论提供了取向性意见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就东西文化的优劣问题，以及中国文化的建设与去向问题，在学术界曾展开过一场影响深远的大讨论。梁启超踊跃参加了这场大讨论。他以自己特殊的方式与深切的感受，表达了对中国文化建设的意见。
1917年11月，梁启超辞去了财政总长的职务，从此退出了政坛，专心于学术研究。其时的梁启超对于自己从政的生涯曾经作过深刻的反省，他说：“别人怎么评价我我不管，我近来却发现了自己一种罪恶，罪恶的来源在哪里呢？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借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无限苦痛，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1]（P59）政坛上的大起大落，使梁启超历尽苦辛，饱经沧桑。正是此种深刻反省，加之割舍不下爱国之情的心态，使梁启超一面著书立说，一面筹划漫游欧洲之事。1918年12月梁启超与丁文江等人赴欧洲考察，历时一年多，1920年3月回国。这次出游，对梁启超的思想影响甚大。其思想收获主要体现在他所写的《欧游心影录》中。他对中国文化建设问题的发展去向所提出的意见，集中体现在这本书中。
这次欧游使梁启超仔细考察了战后各国的社会状况，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的灾难有了一定的认识，特别是他看到了战后各国贫富之间的差别，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此同时，他从精神文明的层面既体会到以自由放任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明给各国带来的巨大进步，“百年来政制的革新和产业的发达，那一件不叨这些学说的恩惠”。[2]（P9）当然，他也亲身体会到了欧洲文明其显而易见的弊端。在《欧游心影录》中，他就批评西方把科学用歪了，将科学的各种发明“大半专供杀人之用”，“使人类不惟没有得到幸福，反带来许多灾难”。不过，梁启超的说法并无任何菲薄科学的意思。他声明：“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2]（P12）
梁启超精通国学，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了解与研究，他一直坚信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瑰宝是不可以丢掉的。欧游回国后，他对中国近三百年的学术思想的发展和中国历史的研究方法，作了系统的专题研究，发表了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名专著。此外，他还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与哲学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完成了一批有学术价值和进步意义的论文和著作。这些都说明，梁启超对本国的传统文化是有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的。当然，他也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就十全十美。与此同时，他对西方文化也有较为全面的接触与系统的探讨，又亲自去欧洲作过实地考察，他对中西文明各自的优劣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去向也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既不主张全盘西化，也不赞成东方文化派的主张，拒绝一切外来文化。他坚持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与贯通。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1]（P35～36）他还指出：“自古未有不通他国之学，而能通本国之学者；亦未有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1]（P61）这表明，他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不把“他国之学”与“本国之学”割裂和对立起来看待。为此，梁启超不仅批评了中国人不接受西方文明，夜郎自大，否认西方文明价值的错误，而且也批评了全盘西化者抹杀中华本土文明，搞民族虚无主义的愚蠢做法。他希望东西文明能互相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为此，他强调“还有很要紧的一件事，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途径不可。因为他们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妙”。他还设计好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步骤：“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显然，这一观点是较为合理的，是中肯的。梁启超的“亦中亦西”的文化观的提出，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讨论文化问题，尤其是对中国文化的建设去向提供了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意见，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二、影响一代知识分子，其政治文化思想是新文化运动勃兴的精神催化剂
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和康有为开始抨击君主专制，提倡民权与自由，名噪一时，成了国人心中仰慕的大人物。毫无疑问，梁启超也成了五四时期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精神偶像。尤其是他在变法失败亡命日本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撰写了一系列介绍、评议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那明白晓畅，急切锐利，富有激情热力的文字，确实“叱咤风云，震骇心魄”，不知使多少人为之倾倒。陈独秀、胡适、鲁迅、毛泽东等人就坦言自己的思想曾受到过梁启超文章的深刻影响。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有以下自白：“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以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3]仔细思之，这确是陈独秀的肺腑之言。胡适在多年后的回忆中写道：梁启超的《泰西学案》“猛力把我以我们古旧文明为自足，除战争的武器，商业运转的工具外，没有什么要向西方求学的这种安乐梦中，震醒出来”。[4]（P49）他还说：“《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可见，将胡适引入崭新的学术殿堂的启蒙导师是梁启超。青年毛泽东读了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后，对梁极为钦佩，有些文章，如该报连载的《新民说》，他“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5]（P113）在他读到重要章节时，还在上面标点、批语，以抒发心中的感想。可以说，梁启超是那时毛泽东心中的偶像和最重要的精神导师。
梁启超对陈独秀等人的思想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反专制，伸民权。梁启超指出专制政体为民众之大仇与公敌，同人要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佛家精神牺牲生命翦灭之。梁启超对专制政体的抨击不仅仅是出于情感上的冲动，而且富于理性的思辩。他严格区分“国家”和“朝廷”这两个概念：“有国家思想者，亦常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梁启超批判专制政体，论述属于西方近代国家学说的思想，使五四时期一代先进知识分子深受影响。如青年毛泽东就在梁启超上述有关国家思想的文字旁边，批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6]（P390）不难看出，正是在梁启超思想的影响下，毛泽东明确意识到君权应服从民权，代表民权。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反对专制，大倡“人权平等说”，与梁启超的思想启蒙作用是分不开的。
二是做“新民”，强调“自新”。梁启超从国家有机体的思想出发，认为国家是“积民而成”，如果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沌，则国家必不能生存和发展，此犹如“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人之身体便随之衰朽和死亡。他还形象地说：“夫拿破仑旷世之名将也，苛援以旗绿之惰兵，而不能敌黑蛮；哥伦布航海之大家，苛乘以朽木之胶船，则不能渡溪止。”故此，他坚信中国的复兴和强大有赖于一代新国民的产生。这些新国民应具备正确的国家、权利和义务观念以及进取、冒险、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和尚武等优良素质。“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如何做新民呢？梁启超提出要坚持走“自新”“自强”之路。所谓“自新”，梁启超强调即个人自我之个性解放与个性发展。做新民，坚持“自新”的思想使陈独秀、胡适、毛泽东等人深受启发，新文化运动发起之时，陈独秀等人敬告青年要做“新青年”。他们号召青年要成为独立自主的人，大胆解放思想，用理性和科学衡量一切，冲破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推倒骗人的偶像，充分认识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以求实的进取精神，自觉而奋斗，排万难而前行，战胜旧社会。可以说，陈独秀等人提出的“新青年”之说与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是有传承关系的。“新民”思想不失为“新青年”之说的一种理论源头。二者可谓沉沉一线，前后相揆，陈独秀等人的“新青年”思想是对梁启超“新民”思想在精神上的一种回应。梁启超的敢著先鞭之功是不可抹杀的。
三、从多方面推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首先，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对新文化运动具有重大的影响。
梁启超是近代新文学运动的先行者，郭沫若曾说：“文学革命……追溯到清朝末年资产阶级的意识觉醒的时候。这个滥觞时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数梁任公。”[7]（P88）郭的评价是公允的，1902年前后，梁倡导“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可以说，它对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人倡导的文学革新运动，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梁以他那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如椽之笔，号召“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他也是“诗界革命”最热心的倡导者，他提出，诗界也要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此外，他还倡导“文界革命”，认为“文界革命”，就其内容而言，是指借助西方文明以开启民智，“播文明思想于国民”；就文体形式而言，可以用“俗语文体”来写作。总之，梁启超举起改良封建主义的旧文学，建设资产阶级的新文学的旗帜，并从宗旨、内容、形式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想主张，由此开了近代新文学的先河。文学革命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又一个重要内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扬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发动了一场文学革命。1917年初，胡适与陈独秀相继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他们主张文学从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来一次彻底的改革。他们的倡议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无疑，陈独秀与胡适在文学革命方面改革的力度比梁启超的新文学主张要大得多，其影响也要深得多。但不可否认的是，梁启超在陈、胡之前，就号召要改良旧文学，建设资产阶级的新文学，其功不可没，它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梁启超在各学科，包括哲学、史学、教育学等学术思想领域的继旧开新、沟通中西的理性思考与进取的批判精神，为近代学术发展奠筑了基石。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容是多层次的，鼓吹“民主”与“科学”，是这一运动的鲜明主题，但批判旧学，推进近代学术的发展也是题中之义。梁启超中学功底深厚，西学知识也甚为丰富，又有个人的天赋与才气，尤其是他兴趣广泛，治学勤勉，方法得当，善于深思，因而他对许多学科都作过较为全面和较为深入的研究，并能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由此而构建了自己关于近代学术理论的体系，其中的一些思想观点，至今对人启示尤深，仍不失其学术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对近代学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称其为我国近代学术的一位开路先锋，一位文化巨人，是不为过的。
我们不妨作些具体的分析。梁启超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用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点和方法作研究的著名学者之一。其一，他指出，中国是史学出现最早和最发达的一个国家，“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发达”。他认为中国最早产生史学，是由于中国最早设立史官，并且史官职责明确而崇高。当然，发达的中国史学并不是尽善尽美。由于封建主义政体的影响，它存在“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等弊端，由于存在这些弊端，因而生出“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二病。其二，他指出，尽管中国史学有这些弊病，但我们不能由此而否认它的作用与价值。他以进化论作指导，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今后进化的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还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半焉。”不难看出，梁启超的这一史学观有它的偏颇之处，但是，他把研究历史作为寻找规律的钥匙，作为“国民之明镜”，称为“爱国心之源泉”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此外，他对教育学的探讨，也是有其独到之处的。1922年，他在《教育与政治》一文中指出：“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他还说：“教育家教人做人，不是教他学会做单独一个人便了，还要教他学会做父母、做儿女、做丈夫，做妻子、做伙计……乃至做国民。”[1]（P68）颇有见地。为了培养“新国民”，他还提出对教育内容要作改革。过去洋务派办的学堂，“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仅是西方“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对于“西人富强之本，制作之精，亦罕能言之而能效之者”。对于中国的“旧学”，洋学堂的学生亦将它束之高阁，梁启超认为如此下去，不可能培养出国家所需的“新国民”，而且，西方的文明未学到，本国的文明也不能延续下去。为去此弊病，梁启超提出要“一须通习六经大义，二须讲求历朝掌故，三须通达文字源流，四须周知历国情状，五须分学格致专门，六须仞习诸国言语”。[1]（P37）辛亥革命后，他又根据国势的变化，提出把学校教育分为两类：一类是教育一般国民，“使咸有水平线以上之智能”；另一类是“教育高等人才，以为国家社会之栋干”。他还提出当时的学校教育，于德育“太笼统”，于体育“太狭隘”，因而他主张学校的教育要改成知育、情育、意育的教育。做到孔子所说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其意就是要培养学生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与完美健全的人格。为了培养国家所需的人才，梁启超对教师的选择与培养，也提出了要求。他认为国家要“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要义”，使培养的教师“能以授人为主义”。他还强调教师必须敬业爱岗，切不可兼做其他事情。他说，如果一个人对教育不感兴趣，“我劝他立刻改行，何必在此受苦”。当然，教师在教学中还要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对学生要有亲切感，要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等等。梁启超的这些观点，就是在今天看来，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最后，梁启超组织共学社，编译新书，资助留学生，兴办图书馆，以“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为宗旨；成立讲学社，邀请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他又通过《解放与改造》、《晨报》副刊等，宣传新文化，推介自己的研究心得。这些活动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20年梁启超欧游归来后，就联合同人创办了共学社，将翻译外文著作和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作为主要的工作。据统计，共学社当时共翻译了一百多种外文图书，并尽力而为，选派了一批留学生。共学社的活动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同年9月，梁启超又联合一些同人成立“一永久团体，名为讲学社。定每年聘名哲一人来华讲演”。在梁启超等人的筹办下，英国的著名哲学家罗素、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德国生命哲学家杜里舒、印度著名文学家泰戈尔相继来华讲学。四位名哲在中国各地的巡回讲演，无疑给中国的学术思想界带来了一股清新气息，对近代中国学术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与此同时，梁启超为了促进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还热心于建设本国的图书馆。从1916年起，他就着手创办松坡图书馆。该馆成立后，他自任馆长。经他多方奔走，松坡图书馆成为当时国内一所规模较大的图书馆。不仅如此，他还对图书馆学进行探讨，编了《中国图书大辞典》。后来，他又担任过北京图书馆的馆长，想方设法为馆里争取经费，他又将自己的全部藏书捐献给北图。五四时期，宣传新文化的刊物出了不少，不甘寂寞的梁启超又与同人办了《解放与改错》、《晨报》及副刊、《时事新报》和副刊《学灯》等。这些刊物在介绍西方的新学说、新思想，活跃当时的学术风气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关系密切，他以各种方式影响了新文化运动，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不可否认，梁启超后期的文化观及对各学科的研究难免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我们不可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