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是老子天命观和治国哲学的出发点。
儒家的天命观是人格化的，即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而老子的天命观则是非人格化的，即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简单说，儒家认为天地有“情”，于是这个“情”被儒家解释为仁和礼；道家认为天地无“情”，于是在这个基础上推演出无为而治。
01.对老子和《道德经》的确认偏误
现代人读老子和《道德经》，总以为老子这位至圣人是在透过文字跟自己对话，指导自己怎么处世、劝勉自己怎么成功、教育自己怎么修行。
这就是一种确认偏误。自己想探究处世哲学，所以读老子；自己想研究成功学，所以读老子；自己想净化心灵，所以读老子。然后，就以为老子在非常多情地为你循循善诱而且还有教无类。
实际上是我们太多情而老子太无情。而真实世界不是为你而生，所以老子也不会为你多情。老子根本就不是在对千年之后的你循循善诱，甚至他也不是在对千年之前的那些普罗大众讲道理。老子和《道德经》，是讲给统治者的治国之学。
仔细想这么一个道理：老子时代有印刷术吗？老子时代有大众传媒吗？老子时代有畅销书的概念吗？都没有，但老子穷毕生所学整出这么一套学说或这么一本《道德经》，所谓何故？当然是货买诸侯家啊，这样不仅能卖出高价，而且还能卖得有意义。
02.玄而又玄和辩证法都是手段
魏晋玄学、老子兵法以及各种围绕老子的思辨阐释，都出自老子的玄而又玄和朴素辩证法。但是，玄而又玄和辩证法都是手段，不是目的。
老子的目的是治国。但为了论证自己的治国理念，于是采用玄而又玄和辩证法的手段。但是，后世之人的确认偏误，却把老子当成了所谓的思辨哲学和处世攻略。于是，老子治国这个目的就不重要了，手段的玄而又玄和辩证法才最重要。
“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如果老子泉下有知，他一定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但是，老子到底是怎么想的，《道德经》的原典是怎么说的，可能一点儿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后世的名家们是怎么解释的，所以引领风骚的不是老子而恰恰是我们的确认偏误。
03.天地不仁的意思也就清楚了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要拆解成三个动宾结构的概念来理解。何谓性，天命之也；何为道，率性之也；何谓教，修道之也。于是，天和人也就建立了关系，儒家的天命观就有了解释的必要。
但这是儒家，老子才不这么玩，上来就是彻底颠覆认知的第一性解释：天地不仁，即天命没有善也没有恶，所谓善恶都是你们强加给天地的确认偏误。所以，天地之于万物，就是彻底的无情无义。
所谓万物为刍狗，这里的刍狗是古代祭祀时用草编制的狗。统治者祭祀要杀三牲，即牛、羊、猪；老百姓就要退而求其次，杀狗得了。但杀狗的代价还是太高，所以就用草编织一个草狗摆上来祭祀，等祭祀完了，草狗也就可有可无了，弃之不用。
所以，天地对万物就是这个态度：无情无义、弃之不理。在这个基础上推演出圣人对百姓的态度，仍旧是：无情无义、弃之不理。然后接着推演，怎么治国理民呢？那就是无为而治，这就是老子告诉统治者的治国态度和治国方略。
但是，你不能被老子的比喻论证给绕进去。老子的比喻论证到无情这个态度、到无为这个手段为止。你不能再追问一句：无情无义了，还管百姓干嘛，直接闭嘴消音的了。
时间是射出去的箭，是给对时间做个形象化的比喻论证。但你不能追问一句：这个箭是谁射出去的。因为“谁射出去的”不是比喻论证的重点。所以，老子的比喻论证，到无为这个治国手段后为止。
接下来，老子就要接着阐释无为手段的攻略和治国目的的实现。而后面的阐释和论证，都建立在“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基础之上。
04.为什么一定要比喻论证
语言是在不断发展的，原初的语言都是理屈词穷的，所以论述复杂而抽象的东西，必须进行比喻论证。非但老子这么干，孔子也这么干。而韩非子玩得就要高级一点儿，他讲寓言故事。但是，等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那种抽象的东西也就多了起来。
所以，战国以前是诗经楚辞、两汉以后是汉大赋和魏晋风骨，到了唐代还是诗歌称雄。形象化和比喻论述的成了语言发展的脉络线索。但是，唐代韩愈写的《原道》就复杂多了，读起来就要费点儿脑子。而宋代的程朱理学和明代的阳明心学，就更是复杂了。
不是老子想简单而比喻论证，也不是宋明想复杂而各种抽象，主要看语言的支持与不支持。因此，你不能指望老子也玩属加种差的下定义来论述他的治国理念。语言在老子的那个阶段，他只能玩比喻论证。
但是，现代人已经足够复杂了。所以，可以透过那些比喻论证而用复杂一点儿的表述来理解老子的意思。但是，我们在理解的过程中，切忌两点：一个是别被比喻论证给绕进去；一个是不要忽略目的而只在意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