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210～263)，三国魏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藉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于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狝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当时明帝曹睿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阮籍作品今存赋 6篇、散文较完整的9篇、诗90余首。阮籍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82首。阮籍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3卷。原集已佚。不过他的作品散失的并不多，以诗歌为例，《晋书·阮籍传》说他“作《咏怀诗》八十余篇”，看来全部流传了下来。明代曾出现多种辑本，张溥辑《阮步兵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整理出版了《阮籍集》。注本有近人黄节的《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 阮籍是三国时魏国的名士，一位有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是“竹林七贤”之一。他同时也是我国古代的一个秘书工作者。
阮籍先是在魏国元老重臣太尉蒋济的幕府中任尚书郎，后来曹爽辅政，又召阮籍为参军。曹爽被诛后，大权在握的司马懿任命阮籍为从事中郎。司马懿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辅政，他们也都先后任命阮籍为从事中郎。尚书郎、参军，从事中郎都是幕府的属官，职责是掌谋画和文翰，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是从事参谋文字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阮籍虽然先后任过蒋济、曹爽、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的秘书，但这一职务多半是挂名的，实际上他是不大做具体的秘书工作的，甚至连文书也很少起草。他不过是挂个名，领一份俸禄，以解决生计问题。任用他的人也只是图个虚名，表明他们爱才惜才用才，以笼络人心，也并不指望阮籍做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因此，阮籍这个挂名秘书，还是照样读他的书，写他的文章，做他的名士。
不做事，却可以拿到一份优厚的俸禄，这看起来是件美事，实际上却没有那么美妙。魏晋之际，天下多故，那些当权人物，为了争取民心，取得朝臣的支持，纷纷拉拢名士以壮声威。但他们一失势，名士也就跟着倒霉。“名士少有全者”，就是那个时代名士的普遍遭遇。阮籍的名声很高，自然成了各方拉拢的重点对象。为了争得名士的支持，权臣们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上。所以说，阮籍的这些秘书职务，大都是在迫不得已、推辞不掉的情况下担任的。
正因为阮籍不情愿担任这些职务，所以一旦有适当的理由，他便推辞不干。他从蒋济、曹爽的幕府中脱身出来，都是以病作借口的。他离开曹爽一年多后，曹爽便在权力角逐中被司马懿杀掉了，同时被杀的曹爽集团成员及家属也有不少。阮籍如果没有及早脱身，这回自然也难免杀身之祸。他何尝不想从司马氏身边离开呢？只是一时找不到恰当的理由罢了。
但后来他终于寻思到了一个理由，而且一经向司马昭提出，便顺顺当当地得到批准。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年，阮籍听说步兵校尉兵营的伙夫善于酿酒，而且那里存有三百斛正宗好酒，于是灵机一动，何不借喝酒的名义，辞掉从事中郎这个僚属职务，去担任那个有职无权的步兵校尉呢？这虽然没有完全脱离司马氏集团，但和他们的关系毕竟拉开了一段距离。报告打上去后，他果真如愿以偿。
为了喝酒而要求调动工作，这本来不成其为理由，司马昭为什么偏偏同意了阮籍的这个要求呢？这是事出有因的。原来竹林名士个个饮酒，而阮籍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酒仙。史书上说：“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因酣醉获免。”这虽然是阮籍借醉酒以摆脱别人的纠缠来保全自己，但也说明他对酒的嗜好确实非同一般。以这个借口辞去司马昭的秘书职务，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严格地说，在南北朝以前，像参军这类僚属职务，虽然地位显赫，身处权力中心，其实并非官名，而步兵校尉却实实在在是个官名。它是汉武帝设置的京师屯兵八校之一，职掌上林苑门屯兵。一直到晋朝，都沿袭设置此官。按理说，这是一个武官，然而从此官开始设置起，就不必为武人，可见这也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挂名职务。此官虽然也属挂名性质，但因为它确实是个官名，所以现在的一些辞书，在“阮籍”这一条里，就只提他“曾为步兵校尉”，而对他的秘书职务，却一字无涉。这大概也算是官本位思想的一种表现吧。
有趣的是，阮籍先后任过五个人的私人秘书，史书上却没有记载他做了什么秘书份内的事情，倒是在他辞掉秘书工作，去担任步兵校尉之后，却实实在在写了一篇公文。这件事发生在公元258年，也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魏国差不多要完蛋的时候。
这一年，魏国的傀儡皇帝曹髦下令，要为司马昭加九锡。所谓九锡，就是古代帝王赐给有大功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物品。后世权臣篡位之前，辄先加九锡。因此，加九锡也可说是皇帝移位的预演。本来，曹髦要加司马昭九锡，就加九锡好了，但司马昭却装腔作势地再三谦让，而那些公卿大臣们见溜须拍马、大献殷勤的机会到了，便苦劝司马昭接受九锡，并且公推阮籍撰写劝进文章。这可为难了阮籍：写吧，有为司马氏吹喇叭抬轿子之嫌，自然要毁坏自己的名士地位和声誉，这是他所不情愿的；不写吧，又要得罪司马昭。司马昭这个人心狠手毒，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因此阮籍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脑袋搬家问题。那些溜须拍马的公卿大臣公推阮籍起草这份劝进表，自然是考虑他名声高，影响大，哪晓得阮籍虽然身不由己倒向了司马氏，但内心里，他对司马氏的政治野心一直是不满的，何况他本来就不是惯于阿谀奉迎的小人，要他写劝进表，真使他伤透了脑筋。
迫于司马昭的淫威，他不能正面拒绝这件事。他于是故伎重演，像以前拒绝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提亲和对付钟会“引蛇出洞”的阴谋诡计那样，天天酗酒，企图再次借醉酒来摆脱纠缠保全自己。但这回无论如何摆脱不了了，因为人家已经逼上门来取稿。无奈，阮籍只好在醉意朦胧中，伏在几案上完成了这篇劝进表。据说，这篇醉后草成的劝进文，竟是一篇文笔清丽、气势雄壮的好文章。这一年阮籍四十九岁，再过五年，也就是公元263年，五十四岁的阮籍便逝世了。阮籍死后第二年，司马昭称晋王。公元265年，司马昭来不及做皇帝就死了，把皇帝的宝座让给了他的儿子司马炎。因此，晋真正取代魏，是在公元265年。但在不少著作和文章里，或称阮籍是魏末晋初人，或干脆称阮籍是晋朝人，这是不确切的。在《晋书》里，有《阮籍传》，这是事实，但阮籍毕竟不是晋朝人，这也是确定无疑的。
像阮籍这种挂名秘书，历史上尚有不少。只有在动乱的封建社会才会产生这种人物，可以说这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在我国古代秘书队伍中，还有像阮籍这样的挂名秘书；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封建制度对人才的摧残是多么残酷无情！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