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对于理性世界的处理是相当悲观化的。在文本中，作家反复提到大火与建筑的毁灭，这一定程度上象征着人物眼中的理性世界的坍塌。理性的塌陷成就了一个感性的“死无葬身之地”。余华的虚无主义情结和对社会现实的逃避正是这种坍塌的来源。在这个世界中，充斥着横死、卖淫、堕胎，这些丑陋是不自由生命的自由表达。
当然，小说中“污水横流”的现实世界不仅是理性世界，实际上也是作者心中塑造出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隐匿的世界，是一个由众多悲剧性格和“沉默的大多数”的命运构成的世界，并在作者统一的意志支配下展开。
但尽管现实世界“污水横流”，作家还是用篝火、棋盘、树林为亡灵构造了一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乌托邦。可以看到，余华于“死亡荒诞的真实”中构建了感性的彼岸可能。杨飞最终找到了生父，伍超知道了爱人的去处。
在现实世界的理性荒诞之外，余华构建的是彼岸的想象中的命运救赎，客观而绝望的存在之域被投射到亡灵世界中。而经鬼魂之口诉说，构成了作家心中可以逃避而获救的乌托邦。这之间的通道则是一个浑浑噩噩处于两者之间在浓雾中飘荡的鬼魂，并游走于现实的建筑和荒诞之地之间。这是作家高明的一点，他用一个朦胧的亡灵实现了对社会禁锢理性的反抗，而亡灵之眼成为理性世界中客体存在无法审视现实的一个全视角的观察者。
而殡仪馆则是现实世界和“死无葬身之地”之间的连接，是亡灵的“230”车站。生者在这里释怀，作为现实黑幕与死亡圣境之间过渡的驿站，死者在这里完成自己最后一个作为自然人的任务。殡仪馆在这里剥去理性世界最后一层遮羞布，由于在现实世界中个体的主观因素导致的差异，在感性世界中由于社会客观身份的丢失从而无我的客观性已经被抹去，在这之后，作为骨骼和灰烬的存在，将在自由的感性世界中遨游，解构了社会意识形态的乌托邦诉求。
从叙述结构来看，余华通过死亡的圆形扩散来呈现一种现实黑暗的无边无际感。杨飞的个体之死像是一颗石子丢进湖面，一圈一圈的死亡“涟漪”层层展开。正如余华所谈到的：“《第七天》的叙述有点像圆规的作用，‘我’在叙述里是一个圆心，叙述的圆规一圈一圈往外划出一个一个的圆。”
于是，作品中弥漫着死亡的浓雾。作者故意用一套似是而非的客观叙述手法和这种浓雾感结合，构建一种朦胧的似是而非的世界，一种理性和感性的混合物。人物只有一些简单的特征，“蓝制服”“白手套”，整个城市也笼罩在一片“雪花和浓雾”之中。这样的叙述手法是作家的感性通过理论性的阐释符码来构建文本中的人物形象。
另外一种则是叙述角度的变换使得感性世界更为丰富，人物都是在“众声喧哗”的语境中被构造出来的，杨飞的角色在文本中便有三重向度，养父眼中被遗弃的婴孩、李青眼中忠实而软弱的伴侣、鼠妹眼中寡言的邻居。
在文本世界之外，在读者那里，他是命运悲惨而重情感的传统主人公形象。在不同的视角中人物线索相互勾缠而构成的杨飞，成为城市中“沉默的大多数”的写照，此是作家感性运用写作理性而达到感性人物塑造的途径一种。
在这部书中，无处不在反映着当时混乱、贪官贪污、政府无能、百姓贫穷的社会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