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经济近三十年来经历了稳定而高速的增长，其中对外贸易的发展尤为抢眼。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估算，以可变价格计算，从1978年到2006年，GDP从3624亿元增长到210665亿元，翻了58倍，同期进出口总额从355亿元增长到137387亿元，翻了387倍！1以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表示的外贸依存度从大约10%上升到约65%，无可争辩地说明了外贸在我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关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学界有很多讨论。一般的共识是贸易可以通过多个渠道影响国内经济。贸易的开展导致一国的生产更符合其比较优势，资源从而得到更有效率的配置。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在对外贸易中的干中学过程积累人力资本，贸易也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活动和技术外溢效应，从而提高一国的生产技术水平。而根据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这些活动有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东亚包括我国在内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成功经验则为上述理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显而易见，贸易影响国内经济成长的多个渠道都与贸易结构密切相关，因为贸易结构对资源配置方向、所累积的生产要素（如人力资本）的类型以及技术外溢效应的规模等都会有直接的影响。正是因为如此，对于外贸依存度高达65%的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有必要深入分析其贸易结构形成的基础，特别是其贸易结构随时间变化的深层次原因，从而不仅识别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因素，更能为我国整体的对外贸易战略的调整提供政策评估基础。
一、我国贸易结构的变化特点
（一）出口结构的变化特点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出口贸易额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出口的构成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主要体现出下面几个特点：
1. 出口增长主要靠工业制成品来拉动，其中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尤为迅速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已经从初级产品为主转变为工业制成品为主。到1995年，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比重已经上升到了85.6%，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但在此基础上，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持续增加，并在2006年上升到93.6%，表明我国出口的增长主要是由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长来拉动。
其间工业制成品的构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传统大宗出口产品如轻纺产品保持平稳增长，机电产品出口增长迅速，导致机电产品在出口中所占比重大幅上升。从1995年到2006年，我国传统的大宗出口产品轻工产品和纺织品占出口比重从56%下降到约为37%。，同期机电产品所占比重却从不足30%成长到56.7%。
其次，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新的出口增长点。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迅速增加，从1995年到2006年，我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占出口比重从6.8%上升到29%，其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其他制成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产品和电子技术产品。例如在2005年和2006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产品所占比重高达约80%，电子技术产品出口所占比重则约为12%，其他类别产品出口所占比重则很小。2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从制成品出口中轻纺产品占多数到机电产品占多数，再到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重的显著提升，可以清晰看出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过渡的趋势。
2. 加工贸易成为主要的贸易方式,其中进料加工成为最重要的加工贸易形式
贸易可分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又分为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两种方式。比较两种加工方式，来料加工中加工企业只是凭借便宜的熟练劳动力收取加工费用，而进料加工中企业则要根据市场情况，自行进料后加工成半成品或成品出口，从销售中获取利润。为了获取更大利润，进料加工企业具有强烈动机去提高产品质量和推出新产品，因此其出口产品具有较高的附加值，也带动加工产业结构升级。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加工贸易出口额保持稳步增长，其年均20%的增长率略高于同期总出口额年均19%的增长率，在出口中所占比重从大约50%增长到53%。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进料加工出口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来料加工，导致其在出口中所占比重从1995年的28.6%增加到2006年的约43%，成为最重要的加工贸易形式。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到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进料加工贸易联系紧密。2005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中进料加工贸易比重为75%，而进料加工出口产品中有87.3%集中在计算机和通讯技术领域。3
一方面，进料加工出口比重的增加表明在这期间我国加工贸易竞争力的增强；另一方面，加工贸易比重过大以及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高度交叉也正说明了我国出口行业对国外技术、装备以及研发能力的依赖，即使是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核心部件多由国外厂家提供，我国承接的是劳动密集阶段的组装或生产，所以虽然在出口中被分类为高新技术产品，但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亟待提高。
3. 中间品出口中半成品和零部件增长迅速,资本品出口增长明显
按其最终用途划分，出口产品可分为三类：消费品、中间品和资本品，其中中间品包括用于生产最终产品（消费品和资本品）的原材料和半成品以及附件等，资本品指用于生产的机器设备和运输设备等，消费品则直接为消费者所使用。从图3可看出，过去10年来，我国的消费品、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都大幅增长，但消费品比重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资本品比重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从1995年到2006年，我国消费品出口所占比重从48%下降到31%，资本品出口比重从约为12%上升为27%，中间品出口比重保持较为稳定的40%。
具体再细分，虽然中间品出口所占比重较为稳定，但中间品出口的增长中半成品以及附件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原材料出口的增长速度。如表1所列，从1995年到2006年，尽管原材料出口仍占大头，但其在中间品出口中所占比重大幅下降，而同期半成品和附件所占比重从约为18%上升到约为42%。事实上，在原材料中，未经处理的原材料的出口额呈下降趋势,其所占比重从约为14%下降到4%,而粗加工的原材料出口则有适度增长。
半成品和附件所占比重的增加说明我国中间品的出口结构逐渐从附加值低和资源密集型的原材料出口转向附加值较高和劳动密集型的半成品和附件出口。而资本品占出口比重的增加则说明我国自主生产制造能力的加强，有望推动出口商品结构持续升级。
(二)进口结构的变化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我国的进口额维持较高幅度的增长，但与进口构成相比，我国的出口构成的变化并不算显著，主要有以下特点：
1.进口中短缺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比重上升，机械设备比重上升
从1996年到2006年，我国的进口也保持持续的增长，但和出口商品结构相比，我国进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不甚明显，但由于初级产品出口增长速度快与工业制成品，从1996年到2006年，初级产品出口所占比重从18.3%逐渐上升到23.6%，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相应地从81.7%下降到76.4%。
进口产品结构变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初级产品进口中矿物燃油、润滑油以及有关原料占了绝大部分，并保持继续升高的趋势，表现为其所占比重从1996年的69%大幅攀升到2006年的92%，反映了我国进口能源大幅增加的事实。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是工业制成品进口中机械设备比重的持续增加，从1996年的48.3%上升到2006年的59.1%。4 这两个特点表明我国进口结构侧重于关键设备和短缺能源以及原材料等。
2. 以中间品为主的格局未变，资本品所占比重有所下降
和出口商品结构不同，按最终用途划分，我国进口商品中消费品所占比重极小，并从1995年的大约5%下降到2006年的大约3%，中间品和资本品占据了绝大部分的进口。其中，中间品进口增长最快，在进口中所占比重从1995年的68%增长到2006年的74%；资本品所占比重则从1995年的26%下降到2006年的19%。这样极端集中的进口格局进一步证实了我国作为世界产业链转移承接者的角色，同时，资本品所占比重的减少也说明我国资本品替代生产能力的增强。
更进一步看我国中间品进口构成的变化，容易发现半成品和部件进口的重要性大为增强。统计数据表明从1995年到2006年，半成品和部件占中间品进口的比重从21%增加到41%，几乎翻了一番，说明我国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的提高。5
(三)我国进出口结构之间的联系
在出口导向型政策以及重商主义的影响下，我国长期以来存在轻进口重出口的倾向。如前所述，我国进口产品集中在稀缺的资源、缺少国内替代品的高端机械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以及技术含量较高的半成品，因此具有浓重的服务于出口的色彩，也使得进出口结构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其中表现较明显的有以下两点：
首先，我国在中间品贸易上存在大进大出的现象。在1995年到2006年这段时期，进口中间品所占比重徘徊在70%上下，出口中间品比重却在40%上下波动，都占据了重要地位。而根据统计可印证，该时期内中国在中间品贸易上持续处于逆差。这样一种大进大出的结构表明了我国参与世界分工程度的深入，加工贸易成为我国贸易的主要形式；同时，在中间品贸易上的逆差也表明我国更多的是完成最后装配的工作，在世界分工链上处于较低端的位置。
其次，高新技术产品存在从日韩和东南亚进口半成品，然后向欧美市场出口成品的现象。根据商务部近年来的统计，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口的主要来源地比较分散，主要包括东盟、台湾、日本、韩国、欧盟和美国，其中来自我国周边亚洲地区（东盟、台湾、日本和韩国）的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重在一半以上。相比而言，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目的地比较集中，主要针对欧美市场。结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进料加工出口的高度交叉，这样的结构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依旧依赖于国外技术，完成的是技术含量偏低和附加值不高的加工装配工作。
总结以上我国进出口结构的变化，从出口产品结构上看，我国在继续保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同时，在资本密集和技能密集型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也显示出日渐增加的竞争力。从资本品进出口的变化趋势来看，我国自主生产和替代能力有所增强。但从贸易方式和中间品进出口结构来分析，我国产品的竞争力主要依赖的还是丰富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二、 我国贸易结构改变的决定要素
事实上，对于发展中国家贸易结构的改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广为接受的最有说服力的解释，但不同的理论允许我们从不同侧面来解释发展中国家贸易结构改变的现实。里德（Redding,1999）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国的比较优势取决于其现有技术水平，但一国的比较优势同时决定了其干中学和技术进步的速度，所以比较优势是内生决定的。如果一国通过政策引导使其专业生产和其他国家相比更具有生产率增长潜能的领域，那么该国的比较优势结构能够得到改善，福利很可能会得到提高。而内生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比较优势来源于分工和专业化，而且分工与市场扩大之间具有兼容的相互扩张机制，因为一方面分工促进市场的相互依赖程度，另一方面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给分工的深化提供了空间。所以人口规模和可用资源较多的国家能够利用较大的市场规模来深化分工，促成比较优势的变化。6始于弗农（Vernon, 1966）的产品周期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不断将因为技术进入成熟期和国内市场饱和而利润降低的产业转移到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促使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升级换代，从国际分工转移的角度来阐述外部因素对一国产业结构的影响。而根据林德（Linder）的需求重叠理论，一国的生产结构取决于其消费结构，并且出口的是国内需求大的产品，所以在需求相似国家之间发生大量贸易。一个引申的结论是随着发展中国家收入的增加，其消费结构会变得相似于发达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结构相应地会作出调整。
以上各种理论各有其优点，各有其对中国贸易结构变化的适用性。但结合中国10多年来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内部经济的发展，我们认为中国贸易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了两个因素的重要影响：
（一）国际分工重组的深化和细化是我国贸易结构尤其是出口结构变化的重要诱因
中国贸易结构的改变与国际分工重组的大环境密切相关。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际分工重组出现了深化和细化的特点。新的分工重组更多地体现为按照产品生产工序的劳动密集程度不同来分工，其中发达国家负责研发和掌握核心技术，负责技能和资本要求较高的工序的生产，发展中国家承接的是劳动密集阶段的工序的生产。在这样的分工模式下，发展中国家承接的是低附加值的初级零部件生产，再由发达国家对初级零部件进行加工，使其成为附加值较高的半成品，再由发展中国家完成最后的加工装配。相应地，南北贸易体现出加工贸易和中间品贸易大幅增加的趋势，这已经为不少实证研究所证实。7本文前一部分对此也有详述。
国际分工重组的主体是跨国公司。当技术的持续进步使得生产过程的可分解性大为增强时，跨国公司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利用其组织形式的便利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分配其生产阶段，成为国际分工重组深化的推动力。
国际分工重组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出口机遇。作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我国成为国际分工转移的承接者，加工贸易得到极大的发展。如前所述，我国加工出口所占比重在2006年达到了约53%，其中进料加工增长较快，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从1992年的35%增长到2006年的43%。而在前面详述过的进出口中的中间产品大进大出现象更说明了我国作为国际分工转移承接者的角色。
要进一步说明国际分工重组对我国贸易结构的影响，还可分析外资企业在我国加工贸易中的重要性。根据海关统计，从2000年到2005年，在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出口总额中，外资企业（中外合资和外商投资）的份额分别从16.8%和48%上升到40.8%和87.8%，比重大幅上升。8 根据最新的海关统计数据，2007年上半年，外资企业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占总加工贸易进出口额的84.2%，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7.6%，达到了3713亿美元。因此，可以说我国贸易方式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外资企业来推动，正是外资企业的介入为我国融入世界分工链提供了绝佳的渠道。
（二）巨大的人口规模和高速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不断扩张的市场规模，为国内多种产品的生产提供了需求基础，也吸引跨国公司以中国市场为目标的产业转移。
随着经济过去二十多年来的增长，我国的居民收入明显增加，消费支出也大幅上升，例如，从1995年到2005年，我国的居民消费支出从28368亿元增加到70906亿元，翻了近2.5倍。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意味着我国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
居民收入的增长伴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一般说来，人均收入自低水平开始的增长会导致居民消费结构从食物等初级产品为主转变为制成品为主，因为基本生活必需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一般小于1，所以当收入增加时，在生活必需品上的支出比重会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对各种家用电器、通讯产品、交通工具以及健康保健和娱乐休闲等服务需求的增长和支出比重的上升。9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的消费结构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比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和抽样调查，到1981年底，平均每百人拥有电视机1.6台,城镇职工家庭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费仅为38元。但经过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普通家用电器等所占比重明显上升，例如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平均每百人拥有电视机已经超过了一百台。此后，随着经济的稳定高速增长，我国人均收入进一步提高，消费结构进一步改善。根据统计，城镇居民在食品上的支出比重从1994年的50%下降到2005年的37%，在衣着上的支出比重也有类似的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对各种家用电器、通讯产品、交通工具以及健康保健和娱乐休闲等服务需求的增长和支出比重的上升。
而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5年的报告，中国居民食物消费的结构已经和发达国家非常接近，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因此，消费结构的改善和我国巨大的人口规模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庞大的国内市场，为我国制造业的结构调整提供了内需基础，最终能够带动产品结构升级，质量提高，形成或进一步增强出口竞争力。
这样一种趋势正变锝日渐明显。例如，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家电制造国与出口国，正是得到了国内对耐用消费品需求支持。以彩电行业为例，根据统计数据，2006年1-9月，我国彩电整机的总产量为6149.6万台，其中国内出货2906.9万台，而同年度彩电的国内销量为3582万台，可见国产彩电在国内市场占有率之高。同时，国内市场上主要的彩电制造商如长虹、TCL等也是彩电的主要出口商。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彩电行业正在经历从传统的CRT彩电为主到向平板彩电转移，其产品的升级换代反应了国内的需求升级。同样的趋势还可在洗衣机、冰箱等行业中观察到，出口大户几乎毫无例外都在国内市场占据显著的份额。这种趋势的结果是我国的出口结构更多地开始与国内市场相融合，其变化更多地体现了国内消费结构变化的推动。
与此同时，我国不断扩大的市场规模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使我国在承接国际分工重组时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和只依靠低廉的劳动成本切入世界分工链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同，我国的消费品生产领域具有现实或潜在的巨大市场规模，具有长期的增长潜力，因此存在丰厚的获利可能，吸引了跨国公司以中国市场为目标的生产链转移。就如统计数据所揭示，我国所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一直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如在1997年、2000年和2006年，在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中，流入制造业的分别占了56%、63%和70%，呈递增趋势。10不少跨国公司着眼的是开发我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利用的是我国低廉的成本优势，为扩大获利空间，不断将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转移到我国生产，并凭借在我国大量生产形成的规模优势出口到其他市场，从而改善了我国的贸易结构。例如，手机被归类于高新技术产品，我国是手机的消费大国，同时也是手机的出口大国。摩托罗拉、诺基亚、西门子等手机生产商都在我国设有生产设施，占据了相当比重的国内市场，2006年，外资品牌手机在国内市场占有率已经提高到了接近65%。11而这些公司在中国生产的手机也被大量出口到其他国家。我们也可在电脑、集成电路等高新技术产品的贸易中观察到类似的现象。
综合起来，我国贸易结构的变化一方面体现了国际分工重组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国内市场扩张的推动效应。随着经济的增长，后者对我国贸易结构改善的作用正日渐显著。
三、 我国贸易战略的调整建议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贸易战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92-2001年以来的出口促进阶段，和2002年之后的调整贸易结构和平衡贸易的战略。12在1992年到2001年间，进口许可证的取消和全面出口退税制度的实施促使我国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出口增长尤其迅猛，导致贸易顺差大幅增加。不过，贸易结构不合理导致的不量后果也逐渐显现。首先，我国出口产品多为质低价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半成品，附加值低、能耗高。其次，不仅出口厂家之间竞争激烈，而且产品出口结构与类似发展中国家雷同，出口市场重叠，低价竞争的结果导致我国的贸易条件持续多年恶化。再次，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对欧美市场出口的大量增加，触动了当地类似产业的利益，造成贸易摩擦大量增加，同时巨额的贸易顺差也造成在国际上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再加上出口退税政策实施多年之后，国家财政的负担日益沉重，以促进出口为导向的贸易战略变得难以为继。
在这些背景之下，在加入WTO后，从2002年开始，我国的贸易战略开始逐渐向调整贸易结构和平衡贸易的方向转变，尤其在2006年和2007年分别大规模调整了出口退税制度，取消了多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降低了众多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作为贸易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出口退税政策的修正朝着调整贸易结构的方向迈出了正确的一步，假以时日，应当能有相当的成效。但是，针对我国贸易结构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本文建议我国的贸易战略应当在以下三方面作出改进。
（一）充分利用东西部差异，将区域性比较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力
我国整体上资本和技术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充裕，但就内部而言，东部地区富有资本和技术，中西部富有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了由中西部向东部沿海地区输出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后者利用其资本和技术优势生产并出口的格局。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增加明显，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的获利空间大幅下降，需要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
目前我国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仍具有比较优势，另一方面，我国东部的产业结构亟待调整。针对这样的现状，我国的贸易战略应当对东西部差异予以充分考量。因为中西部很多地方土地贫瘠，农业产出有限，大量的人力资源还有待利用，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而我国地广人多，即使是区域性的比较优势就足以延续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竞争力。如果能善用这种区域性比较优势，我国就能在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流向中西部的同时改善东部的出口产品结构。这就要求在制定和修改出口退税政策时对来自中西部的劳动密集性产品给予一定倾斜，而非采取简单的一致性政策。
（二）开发内需，为贸易结构的调整提供可持续的支持
内需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一方面能够带动企业进行研发和技术革新以调整产品结构，另一方面使得企业通过大规模生产降低成本成为可能，从而在出口市场上形成竞争力。同时，内需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还能够扩大进口，有利于贸易平衡。近年来，我国内需市场已经逐渐启动，消费结构也在改善，对贸易结构的影响日益明显。不过，我国内需市场仍然有巨大的潜能未释放，消费结构也有待进一步改善，内外需之间仍然脱节严重。例如，我国的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私人消费支出在按支出法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在2005年仅约为40%，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消费结构中住房医疗等所占比重过大，严重影响了对其他消费品的需求。相应地，我国的贸易战略应当超越贸易政策的范畴，在开发内需市场和调整消费结构方面推出切实措施，释放消费潜力，从而对贸易结构调整提供更为强劲的可持续支持。
（三）鼓励和支持本土企业的研发活动，增强在中高端产品上的竞争力
我国贸易结构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作为加工贸易的加工方，我国承接的主要是劳动密集阶段的组装和生产，处于分工链的低端和较低端，核心技术往往由境外公司拥有。而要在国际分工重组中占据有利位置，我国的企业必须要在中高端产品上具有竞争力，这就要求企业增大对研发的投入，以提升产品质量和开发新品，特别是要在高新技术产品上建立起竞争优势。但是，一方面高新产品核心技术的研发投资巨大，单靠单个企业自身往往无法负担，另一方面知识产权在我国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导致企业缺乏加大研发投入的积极性。鉴于这些困境的存在，我国的贸易战略除了通过出口退税调整等手段来引导资源流向高新技术产业外，还应当在组织、协调、甚至资助行业性研发活动方面探索新的可行措施，同时还应当与国内的配套改革相结合，力促研发活动产生的收益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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