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家庄汉画像石墓位于安丘市博物馆院内，原址在城区西南9公里的凌河镇董家庄村北。1959年修建牟山水库时发现，是一座大型的汉画像石墓。同年12月至次年3月，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对墓葬进行了清理发掘，只把画像石拆迁到县城保存。1963年在北关果园内（现市博物馆院内）复原，墓入口处增建了保护性前厅，门额题“汉墓”。1979年安丘县人民政府公布汉画像石墓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安丘县城乡建设委员会、安丘县文化局划定了安丘董家庄汉画像石墓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对汉墓及其周围的环境保护作出了规定。
汉墓座北朝南。整座墓葬由甬道、墓门、前室、中室、两间后室、东耳室、北耳室等部分组成。墓葬南北长14.3米，东西宽7.91米（以外壁为准，不含墓道），占地面积70.15平方米。整座墓葬除甬道用砖铺地外，均用预制石板、石条建成，共用石材224块，石质大部分是石灰岩。甬道为券顶，前室、中室及后室东西两间均为盝顶，皆用加工成子母口的梯形坡石与长方形的顶石扣合而成。两耳室均为平顶。石材之间采用了水泥砌缝粘合，非常牢固。室内前室、中室、后室中间，立有四根承重的方柱石和圆柱石，柱石与墓门、甬道构成一条南北的中轴线，东西基本对称。汉墓在整体设计上类似现实生活中的建筑式样，体现了汉代人生时崇尚荣华富贵，死后不忘在天堂享受的“再生”思想意识。墓内石材全部经过了艺术加工，在224块石材中，有103块刻有画像。这些画像分布在甬道封口石、墓门、墓室四壁及室顶、立柱、地栿等处，画像面积达146平方米。除有几处草就未成外，有69幅完整的画像。画像根据题材需要和所处的部位采用了不同的雕刻技法，其中绝大多数是凿纹减地浅浮雕，少数为减地凹面阴线刻，个别画像采用了高浮雕和透雕技法，有时同一幅画像也使用了多种雕刻技法。雕刻设计规范，手法娴熟，表现了汉代高超的石刻艺术水平。
画像题材多种多样，表达内容非常丰富，基本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反映了墓主人车马出行、拜谒、乐舞百戏、渔猎等社会生活内容。主要分布在墓室四壁及少数坡顶石上，代表性的画面有中室室顶北坡的乐舞百戏图，后室西间西壁的狩猎图，前室、中室西壁的车马出行图。乐舞百戏图描绘了一幅欢腾的动态景观，画面布局合理，博而不乱。其中飞剑跳丸一组，一人的右足、左膝、左臀部位及双手各一球，有六球悬空，次第落下，共有十一球，另有三把剑同时飞舞在空中。一人把玩十四件器物，毫无局促之感，这在所发现的同类题材的表演中是一个纪录。杆戏一组，一人曲双臂擎杆，有两人缘杆而上，杆顶一人仰身舞蹈；上部横杆之上共有六人，其中四人或足或膝勾住横杆，而身体悬空作舞动之姿，另两人在横杆之上，双手抚杆作仰面倒立翻转。杆上九人齐动，姿态各异，虽各不相顾，绝无惊险之虞。执杆之人踮脚仰首，轻松自如，这又是所见相同游戏中表演人数最多的一幅。六博一组，中置一套博局，环绕六人，俱为羽衣装束，分为三组，两两相对，直观地表现了六博游戏的玩法。其中两人离局跽坐，曲臂俯身对玩；两人长跽，一人曲臂，另一人伸臂，隔局而博；另两人近局，对膝踞坐拥博。狩猎图表现场景广阔，结构紧凑。右侧驰马纵犬执具而追，兔、鹿等临危狂奔；中部一山，层峦叠嶂，仙人踯躅，动物或逐或憩；左侧有众多的禽兽，动静各异，有两羽人似作驯兽之姿。以上两幅画面均采用浅浮雕手法，刻画了丰富、传神的生活场景。车马出行图采用了凹面阴线刻，线条流畅，技艺娴熟，刻画了身份不同人物、矫健的马匹、式样繁多的车辆，表现了汉代森严繁缛的仪卫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汉墓主人的社会地位。第二类：反映升仙得道思想的神话人物、奇禽异兽等民间传说内容。主要分布在墓门、室顶坡石及封顶石上，代表性的画面有前室封顶石的雷神出行图、中室室顶南坡的王母出行图。雷神出行图艺术想象力奔放自由，雷公在众仙的簇拥下，御庆云前行，电母、风伯、雨师各自作法相随，威风凛凛，浩浩荡荡。奇禽异兽在画像中占据了大量的空间，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人性化的蟾蜍，九头人面兽等包含了繁杂的汉代文化思想内涵。画像中各种状态的朱雀即是传说中的凤凰形象，《汉书》中也记载了“凤凰集于安丘、淳于”的事实。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虚妄，但在汉代这是天下太平，民富安康的象征，凤凰体现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第三类：少数的历史故事。表现主题明确的有泗水升鼎图和孔子问道图。孔子问道图采取了减地凹面阴线刻手法，一长列的人物、车马刻画得细腻畅酣。画像左起首位老子、次项橐、第三孔子，以及跟随孔子游学的弟子。孔子曾经向老子问学周礼的有关典章故事，曾与七岁的童蒙项橐辩道。在这里画像的设计者把两个故事作一幅画面处理，集中反映了孔子贤者为师，而师无老少，不耻下问的思想认识。同时，建造和使用画像石墓的主人大都是积学仕宦之人，师道学问在东汉是立身的根本，所以，即使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生活也应该有圣贤垂训，不失儒雅风范。第四类：反映生殖崇拜观念内容。分布在前室与中室之间的方柱和后室北壁中间的方柱上，代表作是前室与中室之间的方柱。画面刻画了众多的人物、动物，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处理得非常巧妙，相互抚摸的人、孕妇以及有孕的熊，亲切安详，表达了汉代对生殖繁衍、人伦常理的认识，寓意深远。方柱雕刻运用了成熟的高浮雕和透雕镂空技法，刻画得惟妙惟肖，姿态万千，富有动感气息，是汉代石刻的代表性作品，被誉为“罕见的汉代艺术杰作”。据考证，该墓的主人应是东汉晚期安丘人孙嵩。
孙嵩（约135—195年），字宾硕，一字宾石。博学多识，重节尚义，因救助赵岐而闻名。明万历《安丘县志》说：“而宾硕亦从此显名于东国，仕至豫州刺史。”孙嵩卒后，归葬故里，诸多文献记载了孙嵩墓的基本位置。《水经注》载（牟山）“山之西南有孙宾硕兄弟墓。碑志并在也。”明万历《安丘县志》称：“豫州刺史孙宾硕墓在牟山金沟河西南。”《青州府志》称：“孙宾硕兄弟墓，在县西南牟山下。《续安丘县志》记载，元代于钦著述《齐乘》一书时，寓宿太虚宫，夜梦赵岐说：“仆有良友葬安丘，其人节义高天下，今世所无也。请载之，以励衰俗。”访读《赵岐传》之后，于钦始悟，赵岐所言“良友”即是孙嵩。文物调查显示，他救赵岐的故事也在当地民间广泛流传，侠义之风未泯，道义豪气长存。二十世纪上叶，在牟山西北的牟山观中，仍有孙嵩、赵岐的塑像。观南小路的一侧，尚立有孙嵩墓道碑。孙嵩阖门百口，出入车马随从，应是当地的著姓大族，仕至豫州刺史。他的身份与墓主所显示的社会地位相当，也有足够的实力来营造当时盛行的这一形制和如此规模的墓葬，汉墓的主人应是孙嵩。董家庄汉画像石墓规模宏大，是我国迄今所发现的大型汉画像石墓之一；画像构图复杂，内容丰富多彩，雕刻技术精湛，艺术水平高超，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和科学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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