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世界中，严肃的艺术与通俗艺术甚至是日常生活本身的界线正在逐渐消失。在传统社会中，艺术与实用品、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之间有着本质差别，它们由艺术本身深奥的哲学内涵、高级的审美趣味以及不同寻常的艺术技巧共同构成。但到了艺术的现代主义时期，严肃的艺术与通俗艺术、甚至是日常生活本身的区别越来越不明显。如在现代艺术展览中，有的陈列品就是一堆沙子上面摆放一些花生壳，有的则是把一些废铜烂铁焊在一起。一位著名的艺术家把自己的小便壶拿上展厅也就成为了艺术品；一位音乐家“4分33秒”的沉默也可以成为一种演奏；一位画家把自身涂上油彩、沾满羽毛站在展览厅也就成为人体艺术品。有时没有艺术作品甚至也可以开办艺术展，欧洲新达达派代表人物伊夫·克莱因，1958年就开了一个“空虚”展览会，其内容是全涂成白色的画廊，门口设立警卫而器具却搬得精光。结果是成千上万的参观者前来预展，人多得几乎引发骚乱。更有甚者，毁灭艺术也可以成为一种艺术，1986年11月中国的“厦门达达”就举行了著名的“焚烧作品展在厦门举行”艺术活动，艺术家们在一个用白粉画的圆圈内，将所有的参展艺术品付之一炬。圆圈外则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到“达达展在此结束”。
这些十分奇特的现代艺术现象，很难从传统艺术的定义与语境来分析或归纳。一方面，并非所有的通俗艺术与日常行为都可以成为艺术，另一方面，当然许多现代艺术家的实验艺术又的确产生了传统艺术那种惊人的艺术效果。所以区别严肃的艺术与通俗艺术，最好的做法是抛开传统的艺术分类原则，从其是否具有审美内涵来进行。
从艺术感觉的角度看，通俗艺术只与人的生理感觉发生联系，并作为人的本能欲望的表现媒介而存在，如病态、邋遢、怪异、粗劣、黏腻，以及公开的或者隐蔽的性感的“仿克艺术”(Funk art)。而严肃的艺术则超越了这种感觉与欲望的生理性，成为一种人的审美本质力量的感性证明。如当我们面对一幅人体油画时，基本上可以有两种感觉，一种是直接以生理欲望投射对象的生理性人体结构发生联系；另一种则是通过审美变形超越直接的感官冲动，从中体验到一种对生命本身的爱与欣赏。这可以达达主义艺术家杜桑著名的《泉》和古典主义画家安格尔的同名画作相比较，在杜桑的《泉》中，艺术作品是一个签了名的尿斗，给人的感觉是一种生理上的不适感，但在安格尔的《泉》中，给人的感觉是一种美的升华。
从审美对象的角度看，严肃的艺术都是对于对象世界创造性活动所产生的东西，它是一种克服了对象自然本性的能够唤起主体自由感与走向感觉解放的审美幻象，这种具有审美外观的严肃的艺术，当然不同于只有一种实用性价值的生活用品。也可以说，虽然严肃的艺术与通俗艺术都是人类劳动、制作的产品，但是产品本身的结构却大不一样。严肃的艺术是一种生命有机体，它具有和生命本身同样的尊严与地位。而通俗艺术则是一种机械装置，它是对于人的某种实用目的的机械再现，服务于人的生理感觉的工具。这里可以艺术杰作与二流作品比较来说明。艺术杰作都是审美变形的产物，它是对于现实对象的加工改造之产品，正如鲁道夫·阿恩海姆指出：“诗人并非不加区别地引用具体细节，而是强调那些对他说来能使主题获得艺术想象力的个别特征。……由于它充满活力的具象性，因而把杰作与二流作品粗陋的枯燥无味特性相区别。二流作品不足以超越它所呈现的特定状态，而杰作则涵盖了从感官知觉到经过提炼的思想这一人类经验的整个范围。”(胡经之等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6页。)在这个意义上，一件艺术品，它与自身的物质材料与实用目的距离越远，也就愈具备一种真正艺术品的内涵。如在中国曾经出现过一个非常有名的行为艺术，在这个行为艺术中表演者要杀死一头牛，掏出内脏，然后赤身在牛肚中呆上10分钟——这样的行为不管它要表达的艺术理念有多深刻，它以刺激人的生理感官为目的的实用性特征是抹杀不掉的，这与严肃的艺术构成了极大的不同。
从艺术消费的角度看，艺术本质作为一种审美幻象形态，它与一般的生活消费品有着很大的不同。一般生活品都是一次性的，不管它多么经久耐用，它总是不断地丧失其固有的使用价值，直到它彻底被耗尽。而艺术作品则与此不同，它是那种有生命的、具有永恒魅力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严肃的艺术与通俗艺术的区别在于，后者本质上更近似于一种生活消费品。然而通俗艺术作为一种精神消费品，它对于严肃的艺术与人类精神的健康发展却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严肃的艺术的消费对象是审美幻象本身，对于审美幻象消费得越多，人的审美本质力量也就获得更高程度的满足，是丰富与提高人性的重要精神实践活动。而通俗艺术则往往通过反文化、反理性的方式来消费人性本身，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于纯粹娱乐性的通俗艺术消费得越多，人自身的文化异化也就更加严重，人性也就越加苍白而人生的价值内涵也就愈加贫乏。因此对于通俗艺术的危害性予以批判性审视，也就成为当代艺术文化批评一个重要课题。
从价值形态角度讲，严肃的艺术与通俗艺术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具有永恒艺术魅力因而可以反复消费的东西；而后者则是一种一次性的“用过就扔”的东西。这也是因为对于严肃的艺术的消费活动，同样是存在着一种审美变形过程，它的每一次变形，实际上也都具有一种再生产的增值意义。也可以说，严肃的艺术的消费结构具有两个层次，它们就如同读者反映批评理论所说的艺术魅力恰恰是在消费活动中才产生和得到证明。而通俗艺术作为一种商业文化用品，它只有一种本文(Art-effect)结构。例如当代的各种流行文化，著名的波普艺术家汉密尔顿在1957年这样表达通俗艺术的品质：“通俗、短暂、消费得起、风趣、性感、噱头、迷人。还必须是廉价的，能大批量生产的，年轻的而又能挣大钱的。”([英]爱德华·卢西·史密斯著：《1945年以后的现代视觉艺术》，陈麦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14页。)
“永恒的魅力”根源于消费活动中积极的审美想象力，由于这种想象力只同对象的形式结构发生联系，所以它不会因为功利性内容而丧失消费欲望与热情。而“用过就扔”的消费方式，则是消费主体通过对象的功利结构来消费主体自身过剩的生理性欲望，所以一旦这种主体的生理欲望得到宣泄，艺术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消费”价值也势必荡然无存。以1998年轰动世界的电影《泰坦尼克号》为例，它正是依靠凭借雄厚财力和高技术工具所重建的视觉真实，以及巨额广告宣传来激起观众的充满功利性的消费欲望的。而一旦这种根源于“物”的“人的感觉”与“欲望”得到宣泄与满足，它也就必然成为一种类似吃剩的饭菜一样，所以其来也迅速，其去也仓促，所以要不了多久，这条曾经不可一世地在世界各地登陆的巨船，也就被彻底遗弃在记忆的海底。这也正是人们与传统的经典艺术相对应，把当代艺术称为快餐艺术的根源，它只能暂时满足人们的生理性饥渴，而不可能满足人们真正的精神需要。正如阿尔多诺对于当代大众文化的批评：“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它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德]阿多尔诺著：《启蒙的辩证法》英文版，伦敦1979年，第120页。)
以工业复制与现代传播技术为物质手段的大众文化艺术，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正在以不可遏制的势头成为一种全球化的文化景观，各种文化形象、照片、摄影、电视、电影，以及它们像商品生产一样的复制和大规模的生产，使当今世界已被各种文化幻象所包围，它们遮蔽了现实事物与艺术作品本身的真实性，导致了社会和世界的非真实化，并且在当代社会中形成一个强大的物化机制，深刻影响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审美方式。对大众艺术文化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它作为20世纪人们解决现代技术文明弊端的精神方式，虽然可以帮助当代人摆脱人性分裂而进行的席勒式的斗争；但由于它本身一方面以生理宣泄破坏了主体的艺术感觉，另一方面它借助现代传播技术又成为一种控制人自身精神生产的工具，所以它决不是真正的艺术以及人类的心灵解放方式。
大众文化艺术对于人类自身的负面影响已经被许多西方学者注意到了，就大众文化艺术对于主体艺术感觉的影响角度说，它表现在艺术消费的新闻化与商业化，它否定了人类个体在审美活动中的主体性，这时艺术消费也就必然成为一种剥夺人自身、异化人自身的工具。正如托夫勒所指出的：“在这些大规模的传播媒介工具中，从报纸到广播、电影、电视，我们再一次发现了工场基本原则的体现。所有这些传播媒介工具，打上了完全相同印记的信息，传遍了千百万人的脑际，正如同工场铸造相同规格的产品，销售给千百万个家庭去使用一样。大规模制造出来的标准化的‘事实’，标准化的副本，大规模制造出来的成品，通过几个集中的‘思想工场’加工，源源不断地流向千百万消费者。没有这样广泛强大的情报信息通信系统，工业文明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规模和发挥如此有效的功能。”([美]托夫勒著：《第三次浪潮》，朱志炎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88页。)而且一旦这种精神工场取代了艺术生产与消费的个体性与审美创造性，它必然会按照某种观念形态来制造人本身，正如白瑞德所说：“机器不再只能制作物质产品，它也能制造心智。数以百万计的人靠着千篇一律的大众艺术——这是危害最大的抽象形式——为生，于是他们把握任何人类实在的能力，都在迅速消失。如果在寂寞大众当中，偶然有张面孔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它会很快又因为电视荧光屏的催眠而消失。”([美]白瑞德著：《非理性的人》，彭镜禧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71页。)
借助现代化的传播技术，当代大众文化已经控制了艺术文化生产与消费本身，所以如何回应当代这种文化艺术活动所带来的挑战，提升通俗艺术的文化品位与审美内涵，也就成为当代艺术发展中的一个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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