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以往的语言中，“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先政治、后经济”，此等说法经常出现。“什么问题都可以谈”，究竟指的“什么”东西可以谈，言所未指，言所不敢指，体制庞大、牛气哄哄，别人怎敢贸然越界而语？“先经济后政治”，究竟“后”到什么时候，现在算不算“后”，无所定止，无以界分，说来是否唐突，恐怕还是不谈。唯这一次提出：“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务实探讨和解决政治和军事问题。”虽然这一提法仍笼罩在“先经济后政治，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前提之下，但“务实探讨”和“解决”这样的字眼在同句中出现，显然表示“政治和军事问题”可以具体地呈上桌面了。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新的突破。
军事问题本文暂且不论，政治问题如何解决，政治问题的解决如何才算务实，这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就现实的情况看，在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双方似乎达成了妥协，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联合国相关会议。从外交议题上看，在邦交国的问题上，固化现实情状，大陆不再挖台湾的墙角，这也是双方之间的政治默契。在中短期安排上看，双方均有意签订和平协议。这些做法算不算务实？
一方面看，算是务实，因为这些工作是现在或稍短以后的时间内可以做的，而且可以切实实行的。
另一方面看，它又不算务实，因为这些问题与解决根本性的政治问题，独与不独，统与不统，相差万里。台湾实行的是代议制政治，实行政党轮替制度，前述例举中的三项政策的执行，将以所持理念不同的执政党的变换而有所变化。尤其是第三项，战与不战，并不决定于和平协议的有无，而决定于台湾的独与不独。台湾若独则必战，台湾不独，则无论国民党执政、民进党执政，皆不必战。
如此说来，将这些工作，称为务实是狭义的，甚至是自我欺骗的。
要想务实地“探讨”一下、“解决”一下政治问题，这种探讨、这种解决必须切到“实”处，务到“实”处，这个“实”即是“独与不独”的本身、“统与不统”的本身。回避“统”、“独”而又谓之为“实”，那是瞎子摸象，更可以说是镜花水月，那是驼鸟政策，更可以说掩耳盗铃。欺人耶，自欺耶？欺人者，何必也欤？尔兄弟阋墙，与我英美何干！自欺者，1946——1949自伤八百万同我族类，尚不足耶？直欲兄弟持戟再战，涂炭大陆，齑粉宝岛！
吾以为，乘此国民党执政之良机，共产党宜下定决心，直指政治问题的核心。目下的探索阶段，讨论的问题是“统”的方法。统有二种，或改变国体，或改变政体。改变国体者，放弃人民民主专政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开放结社、开放言论，视台湾各党为合法政党，效台湾政治，在大中华领土范围内实行民主宪政。马英九在去年520演讲中说：“两岸问题最终解决的关键不在主权争议，而在生活方式与核心价值。我们真诚关心大陆十三亿同胞的福祉，由衷盼望中国大陆能继续走向自由、民主与均富的大道，为两岸关系的长远和平发展，创造双赢的历史条件。”诚如吾之建言，则大陆与台湾在生活方式与核心价值上混而为一，马英九与台湾人民无所争执，中国之统一成矣！中国与世界之全面接轨成矣，我们与人类社会其它成员间关于“普世价值”之争议亦可完全消弥矣！
吾深知，因国体涉及国家根本性质，欲改变国体而实现统一，这是极难之一途。诚如梁启超所言：“盖国体之为物，既非政论家之所当问，尤非政论家之所能问……以政论家而容喙于国体问题，实不自量之甚也，故曰不能问也。”所以，吾欲推多少仁人志士多已举荐的第二方案：改变政体，以求统一，与诸君讨论之。
所谓改变政体者，去我中华传统以来之单一制，高度的中央集权制，而采联邦制。这一想法将遭到保守者的反对，认为坏了祖宗之制，违背了中国秦皇以来的历史传统。对此，我要进言，法无常法，法要适合当今之世，这是常识。我们不能不考当今之情况，一味遵古循古。光绪帝在慈禧训其不守祖宗之制时说：“祖宗如在今日，亦定不如此。吾宁失祖宗之法，不失祖宗之土，不失祖宗之民。”吾党亦应有此考量：吾宁失传统之单一制，不使吾手足割断、中华疆土破裂！
实行联邦制实为中国今日之大势使然也。在联邦制下，台湾、大陆各有自己的中央政权，各自行使自己的社会制度，同时又有两个政治实体（以后也可能是多个政治实体）共同组织起来的更高层级的中央机构，以保证中国主权、领土的完整、统一，中华民族幸福的增进。
考世界二百年以来的历史，联邦制的合理性是建立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群落的差异性和共同性之上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使中国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群落之间，产生了这种差异性：香港、澳门的殖民地历史，使其具有不同于大陆的文化、习俗和政治认同，台湾的殖民地历史和1949以来与大陆主体的割离史，尤使其有不同于大陆的文化、习俗和政治认同。而台湾和大陆的共同性，则是同文同种，对于中国历史、汉语语言、儒家道统的共同认可，虽然台湾已有日渐严重的离心倾向。
政体学家认为，区域的差异及地区的特点，不单是自然方面的因素，主要的是人文方面的因素所决定。联邦制是否可行还要考虑居民的愿望，只有在该地区的居民希望政治上的联合，而又不愿政治上的绝对统一时方可实行。所以，只有当一地区的各政治单元因其强烈的个性，使其产生一种真正愿望愿意维持彼此间的分离，但同时又由于某种利害关系使其需要共同生存时，联邦制国家才能形成。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台湾与大陆正符合联邦制得以成立的条件。而就台海两岸“统一与独立”的政治危机而言，也唯有联邦制才能得以解决。
我认为，台湾、大陆，实行联邦制则两得，既保持了中国在联邦制下的统一，避免了兄弟间的战争，又在现实的阶段保有了各自的生活方式、制度认同和其它价值认同。
最后我要说，联邦制是离心力和向心力二者达到平衡的一种状态。如果离心力大于向心力，则联邦制国家就会垮台，如果向心力大于离心力，各地区的政治力量看到合并的好处大于分离，联邦制可能向单一制转化。德国一战前是联邦制，一战后改为单一制，二战之后又为联邦制。阿根廷也是一个例子，初从殖民制度下解脱时为联邦制，后为单一的共和国。据此历史经验，即使将联邦制当作解决我中华民族面临的眼下危机的一种阶段性的权益之计，也是必要的。
关于两岸政治问题，所谓的务实探讨、所谓的务实解决者唯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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