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
摘 要〕 “在路上”是金庸武侠小说中侠客们别无它选的生活状态。然而这又不仅仅指侠客,实际透视了现代人精神、情感和心理上的困境:缺乏存在的根据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无所归依,想追寻精神的家园,然而一切的追寻都是无意义的,切的追问只是更加说明了存在的荒谬,于是生命中只剩下无尽的行走与悲凉。“在路上”就是指这样的一种存在状态:不知道从何处来、不知道向何处去,始终在宇宙中悬浮着。
〔关键词〕 在路上;金庸武侠小说;无根;孤独;荒诞;悲剧
一提到武侠小说,首先从脑海中浮现的大约总是这样的两句话:行走江湖,浪迹天涯。“在路上”是侠客们别无它选的生活状态。然而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在路上”不仅仅是展开武侠故事的结构技巧,更蕴含着作者对于现代人存在之困的哲学思考和人文关怀。这些在路上的侠客缺乏存在的根据,肉体和精神上都无所归依;他们云游四海,浪迹天涯,是人世间孤独的飘泊者;他们寻找存在的根据,追寻理想的家园,然而一切追寻的结果都是无意义的,一切的追问只是更加说明了存在的荒谬。“在路上”不仅仅指向武林侠客,而是在陈述一个时代性的困惑。金庸以其洞察人性的睿智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在武侠世界里诉说了他对现代人的存在问题的思考。
一、无根的尴尬
“在路上”,首先表现为存在根据的缺失。进入工业社会后,在日益强大物质性力量面前,人类被异化了,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根本,于是人们突然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是没有依据的,不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在武侠小说里,金庸笔下的侠客发出了同样的疑问。《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曾问到:“我这个人活在世上,到底是为什么?活着好呢?还是早些死了?”“我是谁?”《侠客行》中的石破天一直在追问“我是谁,我父母是谁?”这种存在无根据的状态通过侠客们的生存环境———江湖体现出来。在本质上是一个不容于正统社会,不为正统所承认的边缘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侠客我行我素,不受正统约束,他们看重的是快意恩仇、言必信,行必果、为知己者死。这是一种很个性化的人际伦理,对中央的统治往往构成一种破坏性的力量。
在金庸小说里,为了给这个江湖世界提供存在的根据,侠客们的江湖之行多被安排在社会动荡、朝代更叠、民族矛盾激化的“乱世”之中,比如宋末元初,元末明初或者明末清初等。《射雕英雄传》表现的是宋与金的对抗;《神雕侠侣》描述的是宋元的征战;《倚天屠龙记》发生在元末;《碧血剑》则是在明末;《雪山飞狐》《鹿鼎记》《书剑恩仇录》则是以满汉矛盾尖锐的清初为背景;《天龙八部》的背景则更为宏大,涉及到宋、辽、大理、西夏、吐蕃等国,展示了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纷争。存在根据的缺失还表现在金庸小说中侠客“家”的缺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个人的生命存在的根据。个体离开“家”,就意味着个人丧失了生命存在的依据,成为漂泊无根的游子。在金庸小说中“家”的缺失最显著的表征是“父亲”的缺席。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多半是缺少父亲或者父亲不确定的。例如胡斐(《飞狐外传》、《雪山飞狐》)、郭靖(《射雕英雄传》)、令狐冲(《笑傲江湖》)、杨过(《神雕侠侣》)等人出生时就失去了父亲;陈家洛(《书剑恩仇录》)、张无忌(《倚天屠龙记》)、袁承志(《碧血剑》)则是在幼年时丧父,而石破天(《侠客行》)、萧峰(《天龙八部》)、段誉(《天龙八部》)、虚竹(《天龙八部》)、与韦小宝(《鹿鼎记》)则是有亲生父亲,但是无法确定。父亲的缺席或是父亲的身份模糊不清的状况,直接导致了“子一代”身份的危机。在小说里这种危机被设计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永远也无法弥合的断裂,体现了作者对现代人“无根”状态的深刻体察。从更深的一个层面上来说,在“家国一体”观念的支配下,实体意义的“家”常常就直接指向了国家与民族。正如费孝通所说的:“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
在这个层面上,金庸笔下侠客也表现出一种不确定的无根感,一种处于夹缝中的身份尴尬。郭靖是汉人的儿子却在“苦寒之地”蒙古成长起来。他一方面受着母亲的教育而承袭着汉民族的价值观念,一方面却也不可避免的接受了蒙古民族的民族观、道德观和国家观。这两个民族的认同矛盾经由郭靖与成吉思汗之间的矛盾表现出来,由此郭靖的身份呈现出一种混杂、不确定的状态。萧峰--这位金庸笔下最伟大的英雄,身为契丹人却成长在与契丹有着深刻民族仇恨的大宋,他的一生始终在这两个民族的思想观念、利和害之间徘徊漂泊,寻不到安生立命的基础。金庸赋予郭靖、萧峰等人的无根状态在韦小宝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韦小宝不知道自己父亲的姓名、民族、种族,甚至连“父亲是谁?”这个问题他起初也从未想过。他是一个被剥离了存在之本的孤零零的个体,寓示着现代人无根的生存状态。
金庸笔下这些无父无母无邦国的“在路上”者,处于一种找不到归依的悬浮状态,而这种状态正是现代人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在西方,人们在理性旗帜的感召下,以科学的利器一步步地逼死了上帝。在中国,二十世纪初的文学变革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毫不留情的鞭挞,把传统的价值观念与道德精神都推上了审判台。可是人类并没有从中感到重获新生的喜悦,相反当人们回眸一望时,体会到的却是人的存在在根本上的暧昧不明。所谓的“上帝之死”,并不仅仅意味着宗教的破产,而更象征着先前人们所信仰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全部都崩溃了。由此人被无缘无故地抛掷在世,绝对的孤独无助,从根本上没有任何存在的根据和理由,但又不得不把已经在世这一事实承担起来,独自肩负起自己的命运。
二、孤独的宿命
孤独是整个20世纪全人类的症候,是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真实反映。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却不能给人提供真正安身立命的东西--精神的信仰和存在的意义,“当人在当下的直觉体验中看到自己的存在在根本上是暧昧不明没有根据--不知何所来亦不知何所去而又不得不在此--时,人便感到无有庇护的孤独和无家可归的悲凉,感到根本的虚无和存的荒诞。”[2]存在主义把孤独看作是人的本然的处境。克尔凯郭尔认为只有孤独个人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海德格尔“从本体论上说明作为存在物的个人的孤独。个人存在着,但他不是决定的,他从跟其他个人的一切现实联系中抽取出来,失去了内在历史,注定白无聊赖地
得过且过。”[3]金庸在小说中深刻地描述了人生各种各样的孤独:有处在人群中却总被亲人误解的孤独,如令狐冲;有遭到周围人误解和唾弃而不得不与他们为敌的孤独,如萧峰;有到了一定境界找不到对手的孤独,如独孤求败。不仅如此,在金庸的笔下,这种孤独的感觉始终伴随着侠客生命的起点、过程、直至终点,如影随形,无法逃离。
(一)孤独的身世
英雄的出身多是孤独的。少年侠客无父或是无母或是父母在他们幼年时都已故去,他们又大多没有兄弟姐妹,缺少兄弟姐妹的关爱,命运给他们造成了一份先天的孤独。《飞狐外传》中胡斐的父母在他还是婴儿时就双双过世了;《笑傲江湖》中令狐冲根本就不知道父母是谁,他是在师傅师娘的养育下长大的;郭靖(《射雕英雄传》)是由母亲一手带大的,父亲则在他还未出生时就被官兵杀害了;张无忌(《倚天屠龙记》)在冰火岛时曾享受过一段父母关爱的天伦之乐,然而八九岁的他一踏入中原之地,面对的就是父母的自刎而死;萧峰(《天龙八部》)幼年丧母,父亲虽然健在但是却藏匿于少林寺中数十年,并没有为他成长尽过责;虚竹(《天龙八部》)从小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只道自己是个在少林寺中长大的小和尚,后来虽然知道了自己的亲身父母但却又在瞬息之间失去了他们;韦小宝(《鹿鼎记》)从小混迹于市井妓院,连父亲是汉人、满人、回人还是蒙古人都不知道。这些侠客在生命的起点就注定了绝对的孤独无助。
(二)孤独的成长
金庸的武侠小说主人公大多走的是从乱世儿女到济世英雄的成长路线,少年侠客承受着一个人上路的孤独与寂寞。在金庸的笔下,少年侠客学武时,都是一个人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勤学苦练,或是在幽谷、或是在孤洞、或是在冰窖,总之一定是个远离江湖,远离人世的偏僻荒蛮之处。例如杨过(《神雕侠侣》)的武功修为真正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不是在桃花岛,不是在全真教,亦不是在活死人墓,而是在人迹罕至的荒谷里。在那里他独自一人在雪地中练剑、与山洪搏击、和海潮相斗,才最终参悟了独孤求败“草木竹石,均可为剑”的境界,成为一代“神雕大侠”。《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被囚禁在这四周陡峰环绕的山谷之中”。这个偏僻蛮荒的雪谷中,没有其它的人,他终日只能与猿猴相处。在谷中孤独地幽居五年之后,张无忌领悟到了令江湖人士念念不忘,梦寐以求的真经宝典--九阳真经。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侠客成长的修悟全靠自己,这种悟道的起点是寂寞孤独,而终点也是寂寞孤独。
(三)孤独的终点
无论是死亡还是归隐,金庸笔下的侠客都逃离不了孤独的阴影。因为孤独是英雄侠客特有的品质。他们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有勇敢的生命意识;他们特立独行,依着自己的内心做人,循着自己的性情行事,毫不虚伪作,这一切使他们具有一种悲壮的孤独情结,只能独自思考,独自行走,独自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在孤独中行自己的路。然而个体在社会中的力量是脆弱的,于是所有的感天动地的侠义精神最后都不可避免地走向空泛的寂寞,于是孤独成为侠客特定的结局。不论死亡或者归隐其实都是对现实的“逃离”。侠客的我行我素使社会无法接受他们,而他们坚韧的个性又不甘于向社会妥协,于是他们选择了逃离,而这种“逃离”又分明是一种更为执着和孤独的反抗。《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光复汉家山河的大业功败垂成,他带领群雄抱憾隐退回疆。此时心中的雄图已是不能,身边的佳人又已香殒,大漠孤烟下只有他孤独的身影。在《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发觉明教中一些野心勃勃的人企图除去自己,灰心失望之余他带着赵敏退出了江湖,透出几分超然于世的孤独;在《笑傲江湖》中,独孤求败孤独终老,虽然武学的境界日益出神入化,但是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孤独,这是一种没有对手的孤独,但求一败而不得,渴望交流而不能。最终他在孤独中死亡,在死亡中升华自己;在《天龙八部》中,萧峰之死是最震撼人心也是最让人感慨的。那样一位绝顶的大英雄,却不容于江湖世界,不容于天地之间,在熙来攘往、热闹非凡的人世间他是那么的孤独,唯有死亡才是他的归宿。萧峰死了,他的死是对这个荒诞世界的无情嘲讽。
三、荒诞的本质
在路上的你我不停地寻找着理想的家园,以摆脱宿命般的断裂感。然而追寻的结果不仅没有“家园”,甚至连寻找都是虚妄。“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人是不知道为什么被抛到世界上来的。人生没有目的和意义,人的存在是偶然的和荒谬的。”[4]现代人失去了存在的根本于是一种对整个存在和整个人生空虚与无意义的焦虑便蔓延开来。在这里,荒诞是一种本体论上的真实,一种可怕而无所逃避的真实。海德格尔认为人面对的是一个无法理解的荒诞的世界,永远只能处于烦恼、忧虑和恐惧之中。在卡夫卡看来,世界是荒诞的。在混乱的江湖世界里,侠客以一己之力抗争着错乱的秩序,并试图凭个人的力量建立理想的秩序,然而“他愈是想要使自己行动起来,就愈是发现人生的无稽和行动的无意义”,这正如加缪所言,把荒诞从逻辑上推到底,就意味着人的一切努力,斗争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不存在什么明天,没有什么胜利可言。“人就处在这样一个从根本上说是荒诞的不可理解的世界中,过着一种从根本上说是空虚毫无意义的生活。”[2]复仇、夺宝、争雄是武侠小说中侠客的主要行为,然而金庸却在他的武侠小说中消解了侠客们全部作为的意义,令人窒息的逼近着现实的
荒诞。
(一)复仇无意义
《天龙八部》是金庸正面处理复仇概念的巨著。其中的萧远山是个执着于复仇的人。为了复仇他数十年潜藏在少林寺的藏经阁中偷练武功,性情越来越乖戾;为了复仇他一步步地将自己的亲生儿子逼到人人得而诛之的“大恶人”的境地;为了复仇他在江湖上掀起血雨腥风,让许多无辜的武林人士枉送性命,连玄苦大师与乔三槐夫妇也死在他手上。当他得知害得他妻离子散的罪魁祸首是慕容博时“萧远山满腔怒气,便都倾注在此人身上,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其皮,抽其筋而炊其骨。”但是当无名老僧“打死”慕容博后,萧远山感受到的并不是复仇愿望实现的喜悦而是对未来的茫然无措。“突然之间,数十年来恨之切齿的大仇人,一个个死在自己面前,按理说该当十分快意,但内心中却实是说不出的寂寞凄凉,只觉得这世间再也没什么事情可干,活着也是白活。他斜眼向倚在住上的慕容博瞧去,只见他脸色平和,嘴角边微笑容,倒似死去之后,比活着还更快乐。萧远山内心反而隐隐有点羡慕他的福气,但觉一了百了,人死之后,什么都是一笔勾销。顷刻之间,心下一片萧索:‘仇人都死光了,我的仇全仇了。我却到哪里去?回大辽吗?去干什么?到雁门关外去隐居么?去干什么?带着峰儿浪迹天涯、四海飘流么?为了什么?’”[5]复仇的意义已消解,虚无的本质显露出来。
(二)夺宝无意义
《连城诀》是一个关于宝藏的故事,也是金庸小说中内容最残酷,基调最沉闷,回味最苦涩的一部,字里行间透溢着卑鄙、无耻、阴鸷、刁猾、残忍、虚伪、贪婪等种种人性之恶。众人为了争夺一个隐藏有大宝藏的剑诀而不惜舍弃一切。为了这身外之物,不论是名门正派还是邪魔外道,无不使出浑身解数:预谋、争夺、杀戮,露出一张张狰狞而可怖的脸孔,而人世间最珍贵的真、善、美、亲情、友情、师徒之情却被肆意践踏。很显然,《连城诀》具有寓言的性质,它对江湖世界的描写影射出整个人类社会的荒谬,深刻地昭示出人类生存的本质。为了那虚无的“天下第一”、“无敌于天下”,《鸳鸯刀》中上至满清皇帝下至武林人士无不围绕着此刀展开了一场场打斗与杀戮,“仁者无敌”,比之于夺宝人为了得到它而采取的所作所为是多么荒诞的讽刺。
(三)争雄无意义
剑魔独孤求败的武功达到了最高境界,达到了武学至高无上的境界又怎么样,无敌的武功背后是高手的悲哀与孤独。《射雕英雄传》中的西毒欧阳锋,一心想武功盖世,无敌于天下。他最终得偿所愿,在华山顶上力克群雄,夺得了天下第一的名号,但他仍然堪不破“我是谁”。《笑傲江湖》里的岳不群为了成为武林盟主,费尽心机、丧心病狂,牺牲女儿、杀死爱徒、刺死名门正派的朋友……所有人在他眼里都只是用来堆砌权力高峰的砖石,满足私利欲望的工具。岳不群最终实现了他的心愿,然而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妻子羞愧地自尽了、女儿也枉死了,江湖人士最终认清了他的丑恶面目对他充满唾弃与不齿,那所谓的五岳派掌门更像一张永远无现的空头支票,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四)武侠本身亦无意义
武与侠是武侠小说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两维。然而在金庸的小说中,武与侠同样呈现出一种无意义性,从根本上反映了世界的荒谬。金庸在他的小说里对武功及其意义有过不同的论述。在《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作者对郭靖和杨过二人学武的过程有详细的叙述,因为这个过程不仅仅是他们学武的过程也是他们的成长过程,随着武功修为的一步步提高二人的世界观和道德意识也逐渐形成;在《倚天屠龙记》,虽然作者同样详细地交待了张无忌的学武过程,但在这里武功的作用已减退,张无忌的武功再高也无法改变蒙古人入侵,元朝兴起而宋朝灭亡的历史事实;到了《笑傲江湖》,武功更变成一种扭曲的形态,甚至要以丧失人性的代价来获得;到了《鹿鼎记》这个类似闹剧的故事中,男主角韦小宝是一个完全不懂武功,也懒得学武功的小无赖。然而当武功高强的“侠客”出现生命危险时,要靠韦小宝来化解。历史的发展,如康熙杀鳌拜、大清王朝的巩固、尼布楚条约的签订等等也要通过韦小宝来完成。从中可以看出金庸对武功的论述经历了一个由充满自信的描写,渐渐变成一种自我怀疑,最后索性完全抛弃的过程,由此,金庸消解武功对于武侠小说的意义。从郭靖到韦小宝,金庸小说中对于“侠”的论述也经历了一个由树立侠的典范到反侠、无侠的过程。郭靖是金庸心目中侠的典范,他敦厚有礼深明大义,是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到了《神雕侠侣》杨过就跟郭靖很不一样,他虽然是“神雕大侠”但是已有了几分得邪气。他认西毒欧阳锋为父,集正派邪派的武功于一身,与自己的师傅小龙女相恋,郭靖们所看重的正邪、是非、礼法对他而言已是无关紧要的了。到了韦小宝这里金庸则完全消解了侠的意义。这个没有侠义精神的无赖,依靠他的机智、油滑自如地游走在完全对立的朝廷与武林、灭明与复明之际,如鱼得水,事事顺遂。与此相反,侠客的所作所为却常常成为世人的笑柄,阻碍着历史的发展。由此一切正统思想统统让位,侠客行为的正义色彩以及拯救意义丧失了其有效性,深刻地揭示了世界的荒谬和人性的模糊。什么是美善,什么又是丑恶,一切均陷在混沌之中。
“艺术是某一时期集体的梦;如果我们有目能视,则我们可以在这个梦境里最清楚地探求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二十世纪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世纪:在科学发达,社会进步,经济繁荣,政治民主化的“繁华”背后,是现代人心灵的贫瘠和无穷的焦虑,是虚无孤独,悲观迷惘的存在困境。金庸的武侠小说虽然是虚构的“成年人的童话”,然而作为一个对生活有着深刻体察、认真为文的作家,金庸借武侠小说诉说了那游戏下的沉重,虚幻后的真实。阅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我们会发现作者对现代人存在困境的深切体认与强力关怀和那些走在时代前沿的思想家们有着惊人相似的共鸣。他以其悲天悯人的情怀和洞察人性的睿智揭示出了现代人“在路上”的存在困境--不知道从何处来、不知道向何处去,始终在宇宙中悬浮着。然而金庸并没有因为现代人的存在困境就陷入悲观绝望之中,相反,他在武侠世界里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荒诞英雄,一个个有血有肉挺立于世的悲剧式英雄。这些英雄在无望的反抗中“恢复了生存的伟大”,表明了人是不可征服的,人生的价值通过反抗过程本身彰显了出来。正因为如此金庸的武侠小说具有了博大的襟怀及沉雄厚重的精神气质,正因为如此我们从金庸笔下这些感天动地,令人热血沸腾的大英雄身上看到了存在黑暗中的光
明,生命悲凉中的快乐。
[参 考 文 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解志熙·生的执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耶日·科萨克·存在主义的大师们:王念宁译[M].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4]王克千,樊莘森·存在主义述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5]金庸·金庸作品全集[M].北京:三联书店, 1994·
[6]威廉·白瑞德.非理性的人[M].彭镜禧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自己参考下哦。。。。呵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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