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感伤癖”与“哀怜癖

什么东西

感伤癖与哀怜癖:柏拉图认为悲剧诗人是用悲哀的剧情来打动人们的“感伤癖”,而观众又是用别人的痛苦取乐,培养自己的“哀怜癖”。

关于悲剧,柏拉图认为悲剧家 “专写妇人的激情,写悲惨的遭遇,培养人们的‘感伤癖’和‘哀怜癖’。” 这种癖好一旦养成,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类似情况时就不能用理性去克服。在他看来,悲剧能引起恐惧和怜悯,正是悲剧的坏影响。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反对他的基础上建立了悲剧的“怜悯与畏惧说”。柏拉图关于悲剧的一些基本原理对后世影响很深。他认为不安的心情是由于恐惧,而外来的激动可以抑制内心的激动,使之恢复平衡;人性中有混合的感情,如愤怒、恐惧和怨恨等,如果得到正当的发泄,是可以产生快感的。这些理论是悲剧“净化说”与“快感说”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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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8-08-09
柏拉图认为,在现实世界之上有一个超验的理式世界,现实摹仿理式,艺术摹仿现实。他建立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理式世界。理式世界是完善无缺的,永恒的,绝对的,理式世界的美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 。“善”和“美”合为“真”,都是能使人得益的“道理”,也即是逻各斯,凡是真的就是善的,就是美的。在《大希庇阿斯篇》中,他主要讨论美本身是什么,《会饮篇》谈爱,谈人们对美的追求。柏拉图的审美观照分几个阶段,第一步是爱某一个美的形体,第二步是爱所有形体中贯通的美,第三步是爱心灵和行为制度,第四步是爱各种学问知识。

这时他凭临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照,心中起无限欣喜,于是孕育无量数的优美崇高的道理,得到丰富的哲学收获。如此精力弥满之后,他终于一旦豁然贯通唯一的涵盖一切的学问,以美为对象的学问。

柏拉图笔下的爱是对哲学的追求,也就是“爱智慧”。如果说美学是一门研究感性的学问,那么在我看来,柏拉图的思想不是美学思想,而是哲学思想,从本质上来说是本体论和认识论。他贬低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因为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并不真实,并不完善,正因为不完善,才会对超验的彼岸世界孜孜追求。柏拉图用“灵魂轮回说”沟通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人在世间的感官经验可以唤起生前巡行诸天时所见真实本体或理式的记忆,因为这些感官经验本是理式的摹本。”
亚里斯多德同样也认为悲剧是对现实的摹仿,“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 ,他也认为悲剧应当摹仿比一般人好的人,但是他的理想和柏拉图的理想却是不同的,因为亚里士多德取消了柏拉图的理式世界。在亚里斯多德的世界里,并没有高高在上,完美无缺的神。
柏拉图的理式世界实质上是神性的世界,他将美,智,善以及一切类似的优良品质都归于理式世界,这是为了和现实世界产生一个对照。现实世界是不完善的,人类也是生来残缺的,人的灵魂中既有高尚的成分,也有卑劣的成分,因此人们无法遏止对于完美的追求。现实是已经达到的,而理想却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对理想的追求却深深根植于人们心中。《会引篇》中写道:“因为他是贫乏神和丰富神配合所生的儿子,爱神就处在一种特殊的境遇。头一层,他永远是贫乏的,……但是他也象他的父亲,常在想法追求凡是美的和善的。” 爱的本质就是追求,追求不可得的东西,因为不可得的东西永远高于现实之上。在柏拉图这里,爱所追求的对象是真理。理式世界是上界,现实世界是下界,人们困在现实世界里得不到真正的满足,才有到达彼岸世界需要。
柏拉图的“以美为对象的学问”是哲学。从《伊安篇》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深谙艺术创作的三昧,然而在《理想国(卷十)》中,他却提倡将诗人逐出理想国,因为悲剧迎合人性中无理性的成分,餍足人们的哀怜癖与感伤癖。柏拉图将“理性”提升到至高无上的高度,提倡节制,否定过度的情感。但是他的二元论和古希腊悲剧却有某种联系,两者都有一种崇高感,我认为,这种崇高感的本质就是对终极价值的不懈追求。
对不可得之物的追求把我们注定在一个非常被动的境地里。有些人抱残守缺,安于现状,而古希腊悲剧英雄常常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追求理想其实是自我毁灭,也要在自我毁灭的过程中实现自己,体现自身的价值。
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中记载着这样一个古老的神话。

弥达斯的国王在树林里久久地寻猎酒神的伴护,聪明的西勒诺斯,却没有寻到。当他终于落到国王手中时,国王问道:对人来说,什么是最好最妙的东西?这精灵木然呆立,一声不吭。直到最后,在国王的强逼下,他突然发出刺耳的笑声,说道:“可怜的浮生呵,无常与苦难之子,你为什么逼我说出你最好不要听到的话呢?那最好的东西是你根本得不到的,这就是不要降生,不要存在,成为虚无。不过对于你还有次要好的东西——立刻就死。”

这个神话体现了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思想。如果说,“人生的本质是痛苦”是真理,尼采显然是认同这个真理的,在尚未出现艺术的地区,人们出于同情相互屠杀,以免受到生活的摧残。 一旦把悲观主义付诸实践,自杀成风是极自然的事。敏感的民族往往能感受到最深重的痛苦,希腊人就是如此,在洞悉了如此可怕的真理之后,如何才能积极向上地活下去,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古希腊悲剧中就充满着种种苦难。《阿伽门农》中能预言的特洛亚公主卡珊德拉,预知了自己的死亡,当她被问到“如果真正知道自己的厄运,为什么又像一头被神带领着的牛那样无畏地走向祭坛” 时,痛苦地诉出:“逃不掉呀,客人们,再拖延时间也逃不掉呀。” 卡珊德拉之所以痛苦,是因为她看见了自己的命运,人们将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称为“命运”,命运具有不可抗拒性,不由人决定,不因人的意志而转移。《俄狄浦斯王》结尾这样写道:“不要说一个凡人是幸福的,在他还没有跨过生命的界限,还没有得到痛苦的解脱之前。”
当人们揭开了蒙在眼前的黑布,看到了生命的真相,便会发现生存的可怕。在不可抗拒的命运之下,人类注定遭受苦难,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在命运的支配和控制下,人类是十分被动的。古希腊悲剧中有太多的例证,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被诅咒的阿特柔斯家族,尤其是俄狄浦斯王杀父娶母的命运,他越是想要绕开命运,命运就越是要缠上他。在命运的巨大旋涡面前,他的一切挣扎都只会把他推向旋涡的中心。
真理意味着死亡,但是尼采找到了比真理更高的东西,这就是艺术。他在《悲剧的诞生》里肯定的唯一的价值就是审美价值,他认为,“只有作为审美现象,生存和世界才是永远有充分理由的。” 在酒神颂歌里,游行的人们被同一种力量驱使,载歌载舞,放纵情绪,达到自弃的境界,和同伴融为一体,也和大自然融为一体,人与人之间的堤防土崩瓦解了,“数百万人颤栗着倒在灰尘里” ,痛苦和狂欢的感觉电光石火般传遍每一个人,这就是酒神冲动。酒神冲动要求冲破个体的束缚,个体只有通过解体才能进入酒神世界,个体的解体即是肉体的消亡,肉体的消亡不是幻灭,不是归于虚无,而是在毁灭的一瞬间与世界生命本体融为一体,感受到生命本体的生生不息,因为,个体的毁灭意味着整体的生成,意味着创造,只有通过个体的毁灭,大地上的生命才呈现出丰盈的状态,永远是新的,永远不会腐败。在这个意义上,毁灭的性质是向上的,“不知道饱满,不知道厌恶,不知道疲倦” ,不断地自我创造,这就是希腊悲剧中的酒神精神,是对生命的最高肯定,肯定生,肯定死,肯定生命的一切形式。“肯定生命,哪怕是在它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这为酒神精神……为了超越怜悯和恐惧,为了成为生成之永恒喜悦本身——这种喜悦在自身中也包含着毁灭的喜悦。”
尼采笔下的酒神精神实质上是一种对待生死的态度。他通过这种生生不息的观点来肯定生命。他认为,悲剧就是为了赋予人生以意义而诞生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悲剧是积极向上的。
我们可以从悲剧本身来探讨这个问题。上文提到,古希腊悲剧人物在命运面前都有一种无力感。他们追求理想,但是这种追求注定不能实现,他们的行为注定遭到外界的因素的破坏。从结果来看,悲剧主人公的下场也许的确是悲惨的,他们有的失去了生命,有的失去了血亲,有的失去了健全的身体。从结果的角度来评判,悲剧主人公的行为也许没有价值。但我认为,他们的意义和价值恰恰存在于追求理想、实现自我的过程之中。悲剧主人公通常具有惊人的毅力,能够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苦难。既然毁灭是必然,那么,是否具有崇高的悲剧性,就取决于主人公在毁灭中采取的态度。悲剧主人公应该有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理想,理想注定不能实现(否则就没有理想这回事了),因此,追求理想的过程事实上也是自我毁灭的过程。然而,他在自我毁灭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坚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大义凛然,体现了至高无上的价值。他是义无返顾的,他的毁灭就是成全,他的失败就是成功。他为理想献身,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自身的价值。
悲剧主人公坚定于自我。人类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不自由,无论是受到别人的支配,还是受到命运的支配,都是不自由的几种形式。只有当一个人绝对地生活在自己的意志之下,以自己的意志支配自己的行为时,他才是自由的。表面上看起来,古希腊悲剧人物生活在命运或旁人的意志之下,然而事实上恰恰相反,他们都有着强烈的自由意志。
以俄狄浦斯王为例,如果他不是为了拯救瘟疫笼罩之下的忒拜城人民,他是不会找出凶手的。命运将他置于杀父娶母的境地里,等于取消了他的自由选择权,使他成为无法操纵自己的傀儡,使他对自己的事情不能负责。对于俄狄浦斯王来说,这才是真正无法忍受的事。自由意志是和责任联系在一起的,当一个人服从别人的意志做了一件事时,他是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那么反过来说,只有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才能实现自由意志。为了向命运宣战,他主动承担起他应当承担和不必承担的责任。本质上,俄狄浦斯王的过错只在于一时冲动杀死了一位老人。但是他不但承担起过失杀人的责任,还承担起杀父娶母的责任,这就等于向命运宣告,这一切都是他做的,他并没有回避,现在他自己惩罚了自己,就等于把命运从他身上夺走的自由选择权夺了回来。他通过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实现了自由意志。
同样的,当灾难来临时,普罗米修斯选择了承担。

普罗米修斯 ……仇敌忍受仇敌的迫害算不得耻辱。让电火的分叉鬈须射到我身上来吧,让雷霆和狂风的震动扰乱天空吧;让飓风吹得大地根基动摇,吹得海上的波浪向上猛冲,扰乱了天上星辰的轨道吧,让宙斯用严厉的定数的旋风把我的身体吹起来,使我落进幽暗的塔尔踏洛斯吧,总之,他弄不死我。

他并没有屈服于宙斯的意志之下,而是用自己的意志支配自己的行为,抱定宗旨,决不后悔。安提戈涅也同样,她坚持埋葬兄长,是出于对兄长的爱,也是为了维护神律。为了将这个宗旨贯彻到底,她不惜放弃生命。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古希腊悲剧人物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并不是受支配的傀儡,而是自己的主人。他们能够驾驭自己的灵魂,义无返顾地追求理想,通过这种追求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们虽然无法决定命运,但是他们可以决定自己,命运具有不可抗拒性,外界强制力也不可违抗,但是如果一个人从头至尾都坚持自己的信念,那么他能就没有遗憾,他的行为从本质上来说是富有乐观色彩的。
这一点和柏拉图的二元论有相通之处。柏拉图之所以将理式和现实、灵魂和肉体彻底对立起来,是因为灵魂受肉体的束缚太深了。悲剧主人公也同样,他们的意志总是会遭受到外界力量的束缚,为了摆脱束缚,向着更高的理想走去,他们不懈追求,付出惨重的代价,然而是值得的。
由此可见,悲剧性并不等同于“悲观”,古希腊悲剧是向上的。它充分肯定了人物的自由意志。在命运的不可抗拒性悲剧英雄追求理想,坚持自我,因此而不朽。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08-08-09
感伤与哀怜的癖好,也叫惯性泛滥的感伤与哀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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