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黄汲清先生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地质事业，在生物地层学、区域地质学、大地构造学和石油天然气地质学等方面，功绩尤为卓著，为我国地质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当前，我国正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黄汲清等老一辈地质科学家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勇敢地承担起国家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在黄汲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前夕，本报特刊登这篇文章，深切缅怀这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地质宗师。
今年3月30日，是黄汲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我们深切怀念他!
黄汲清先生是我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学识渊博，功底深厚，学贯中西，著述等身，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地质学家。他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地质事业，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
一、他为地质学理论及地质找矿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他是中国二叠纪地层研究的奠基人，首倡的二叠系三分方案，奠定了中国以至全球二叠纪地层划分的基础。
这一划分方案与国际地科联2000年发表的国际地层表的二叠纪划分方案基本一致，在国际地层表中，二叠系上统即采用乐平统这一名称。
他是中国区域地质调查的早期开拓者，首次主编完成全国地质图和一套综合地质图件。
1931年他所作的1：100万秦岭地质图和《秦岭山及四川地质之研究》，是我国早期出版的最优秀的区域地质专著之一。1947～1949年，他主编出版的中国国际分幅1：100万地质图14幅和1：300万中国地质图，是我国地质界首次编制的全国性地质图件，对20世纪50年代全国大规模矿产普查勘探和1：20万地质调查起了直接的指导作用。20世纪60年代，他主持编制的一套中国1：100万国际分幅综合地质图件，是中国地质工作者整整半个世纪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包括地质图49幅、矿产分布图48幅、大地构造图29幅、内生金属成矿规律图28幅，在当时世界地质编图史上也是创举，至今仍有现实参考价值。
他是中国大地构造学奠基人，创建中国大地构造理论体系，提出多旋回构造运动的著名论断。
1945年出版的《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英文版)一书中，他用活动论的思想，系统划分了中国大地构造旋回和基本构造单元，全面论述了中国及邻区的大地构造特征及其演化历史，提出了多旋回构造运动的著名论断，建立了中国大地构造理论体系，被誉为中国大地构造的经典著作，对我国地球科学研究、区域地质调查和矿产普查勘探起了重要指导作用。20世纪70年代，他指导任纪舜等编制出版1：400万中国大地构造图和专著《中国大地构造及其演化》，把多旋回学术思想与板块构造结合，第一次在中国大地构造图上详细标绘了中国境内的板块缝合带，并从全球动力学出发，将中国及邻区划分为古亚洲、特提斯和滨(环)太平洋三大构造域。1987年出版的《中国及邻区特提斯海的演化》，以我国青藏考察和地质调查的丰富资料为基础，对东特提斯构造演化作了全面总结，摒弃了西方学者的古特提斯或永久特提斯的概念，提出了特提斯北、南主缝合带及互换构造域等重要思想。
他是中国第一个工业天然气田——圣灯山气田的发现者，第一轮全国石油普查的总工程师，为大庆等一系列大油气田的发现建立了不朽功勋。
1937年，他以中央地质调查所代所长身份，与顾维钧的中国煤油勘探公司合作，选派孙健初与该公司聘请的美国专家J.M.Weller和F.A.Sutton组成西北石油考察队，发现了老君庙构造，即我国第一个工业油田。1938年，他偕陈秉范(地质调查所青年地质学家)调查了隆昌圣灯山地质构造，布置了钻孔，第一次用现代方法发现了四川圣灯山天然气田——我国第一个工业气田。同年，他率队到四川自流井、五通桥和嘉定等地进行石油地质调查，在大渡河畔的铜街子茅口灰岩中发现了天然气苗，纠正了德国学者Salfeld关于四川天然气来自上二叠统煤系、经济价值很小的错误观点。1938～1941年，他率岳希新、何春荪、陈秉范、曾鼎乾、朱夏、陈贲等年轻地质学家，在四川威远地区进行1：1万地质填图和石油天然气调查，为威远大气田的发现做了前期地质基础工作。1947年出版的《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是我国正式出版的第一部石油地质调查专著，他提出陆相生油论和多期多层生、储油论，认为陆相地层也可以形成具重大经济价值的油田。
1955～1957年，作为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委、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石油部顾问的黄汲清先生，指导了我国第一轮石油普查，为松辽、华北(即渤海湾)等盆地一系列大油田的发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55年6月11日，石油普查委员会下达由黄汲清授意并亲自修改的松辽平原石油普查设计书。东北地质局派出以韩景行为组长的踏勘组，开始了大庆油田勘查的行程。1959年9月26日，松基三井出油，宣告发现大庆油田。1957年3月，黄汲清在地质部石油普查专业会议上展示了1：300万中国含油远景分区图，并作了《我国含油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的学术报告，把松辽、华北、四川、鄂尔多斯四大盆地作为重点远景区。用醒目的橘黄色标在图上。他说：“在四五年内将鄂尔多斯、四川、华北、松辽四大地区作为重点是正确的。”“塔里木的工作应以物探为主，这是最大的一块，为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在这里做工作是必要的。”
黄汲清先生的远见卓识在于，第一轮石油普查的主要地区——松辽、渤海湾、四川、鄂尔多斯、柴达木、准噶尔、吐鲁番和塔里木八个盆地，也正是我国大陆目前最重要的产油气区。
1984年9月，黄汲清先生赴乌鲁木齐参加第三次塔里木油气资源座谈会。在前景不明、人心不定的情况下，他发表长篇学术演讲，全面分析盆地的油气地质状况，指出多期多层生、储油气的重要性，对盆地油气远景给予很高评价。9月22日凌晨，沙参2井即从奥陶纪灰岩中喷出高产油气流，实现在塔里木找油的重大突破。
二、他辛勤耕耘70载，治学严谨、求实崇真的科学精神昭示后人
“严格”、“真实”是黄汲清先生独特学风的灵魂。小至野外记录，大至鸿篇巨著，“严格”、“认真”始终贯穿于他整个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中。黄先生的野外记录详实，素描精美，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看到后大为叹服：“无需加工即可做教科书。”
黄先生说：“我搞理论研究一向不采用冒险做法，不搞一鸣惊人。做学问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什么；第二步是为什么。是黑是白还搞不清楚，就大谈为什么黑，为什么白，岂不自欺欺人?”他一再告诫自己的学生：“三块砖是盖不成大楼的。没有大量的实际材料做基础，不要轻易下结论。研究问题就像打蛇一样，要打7寸。否则，好像打死了，可是过不多久却又活过来了。打死，谁来了也说不活。杀死一个问题就是贡献，就是真正解决问题。不管谁来看，就是再大的专家来看也推翻不了，几十年也推翻不了，这才是你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贡献。”他不喜欢唯唯诺诺，反对盲从，常以“不要迷信专家，不要迷信权威，当然，也不要迷信我黄汲清”来激励自己的学生。他说：“学生超过老师，不是说明老师无能，而恰恰相反。凡是老师说过的，学生不能改，不能添，事业不就到此为止了吗?”在他的倡导和熏陶下，地质所大地构造室的学术气氛十分活跃，学术争鸣也分外热烈，其研究成果在中国地学界独树一帜。
虚心学习，尊重别人，是黄汲清先生科学精神的鲜明特点。他对同行、同事、学生、晚辈的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一贯采取尊重支持的态度。1956年，陈国达第一篇关于地台活化的论文，地质学报送他审查，他看后立即表示赞成发表；文革后，他热诚帮助把李春昱先生调回北京研究板块构造，完成了编制出版“亚洲大地构造图”的宏愿；1993年，张伯声诞辰90周年，他题词：“高高低低显示地壳的波浪运动，条条块块表明大陆的镶嵌图形”。
三、他伟大的人格，高尚的品行，为国内地学界所敬仰
黄汲清先生少年时代胸怀大志，立志报国。1928年，24岁的黄先生赋诗明志：“男儿立志多雄风，等闲总统鄙富翁。但愿足踏额非尔士之高峰，痛饮帕米尔高原之晴空。”何等雄心壮志!何等豪迈气概!
黄汲清先生爱国敬业，矢志不渝。山河更改，万事皆变，黄先生忠于祖国，忠于科学，忠于地质事业之心随时间推移，与日俱增，越到暮年，越发精神焕发，全身心为祖国的地质事业、为祖国的资源勘查而奋斗。1994年，在庆祝他从事地质工作70周年大会上，他动情地说：“在我垂暮之年，一直挂在心上的一件大事，就是建立以塔里木盆地石油和天然气为重点的新疆经济开发区……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的石油和天然气十分丰富，是中国东部油田的‘接班人’……希望15～20年内，新疆成为中国西部经济的领头羊，使各族人民共同富裕。”他不顾年事已高，撰写了《中国及邻区特提斯海的演化》一书，完稿后已十分疲惫，然而他自悦自慰地说：“我的油已经榨干了。”这就是科学巨匠、祖国忠诚的儿子黄汲清先生!
黄汲清先生襟怀坦白，高风亮节，坦率真诚，刚正不阿。翁文灏是我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早年即蜚声中外。后虽从政，但对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建和发展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1940年，黄先生因不满翁文灏先生坚持要求优先为私人买办孔祥熙所办公司安排勘查任务，愤然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业内愕然：一则黄、翁关系一直不错，辞职是否太伤翁之情面；再则弃官之举在当时亦属罕见，何况还会得罪权高势大的孔氏家族。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初，当翁先生毅然回到祖国时，黄先生不避政治嫌疑，向周总理建议翁先生担任地质图书馆馆长一职。20世纪90年代，黄先生还不顾年老体弱，亲自指导出版《翁文灏选集》。
黄汲清先生坚持真理，敢于直言。“文革中”，地质界在学术上强制推行一枝独秀，一花独放。黄先生为此十分忧虑。文革后期，他顶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冒着极大风险向当时科技界领导直抒己见。“文革”后，又两次上书邓小平同志，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首肯。
黄汲清先生以人为本，重视人才培养。他说：“重视培养地质人才就是重视地质科学的发展与未来。”从1937年黄先生担任旧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起直至逝世，半个多世纪里他一直担任行政和专业技术领导职务，虽不曾作过全职教师，但却桃李满天下。凡是在他手下工作过，受到他教诲的人，无不真诚地自称是他的弟子或学生。他对后生的培养可谓殚精竭虑，小至做卡片、画素描，大至选题、定研究方向，无不具体指导，精心安排。他特别重视野外训练。1939～1941年，通过威远地区1：1万地质填图，他带出了朱夏、曾鼎乾等一代地质名家；1957年，他又带中苏合作南岭区域地质测量队和地质所的青年技术人员在湘南、粤北进行野外训练；20世纪60年代，两次率构造室人员在北京西山“练兵”。他特别重视野外记录和素描，要求大家必须现场画，现场记，决不允许事后搞“回忆录”。黄先生培养人才不拘一格，如今不少人已成为各学科的大师或大师级的科学家和领军人物。
黄汲清先生是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创建者之一，对中国地质科学院科研工作的规划、组织和科技创新倾注了全部心血。晚年他作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名誉院长，一直关心院的改革和发展。在地科院所走过的辉煌历程中，黄先生功不可没!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时期，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正有力推动着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们纪念黄汲清先生，就是要学习他高尚的品格，继承和发扬他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让地质科研工作在地球科学发展和解决我国资源环境问题中发挥重大作用，为祖国为人民作出新贡献。
(原载《中国国土资源报》2004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