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民族的文化心理是经过几千年的积淀，逐渐形成的。虽然近百年来各种现代文化思潮的输入，使这种传统文化心理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可是它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这就在人们言语交际的过程中形成了汉语所特有的语用特点。 首先，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统治了中国几千年，这种封建的宗法社会，在民族心理上造就了两个特点：一是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二是对等级差异的强调。因此在言语交际上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讲究亲属称谓的使用，长幼辈分的严格区别。 在西方可以看到晚辈对长辈直呼其名的情况，这在中国人的交际中是不允许的，对亲属中的长辈，交谈时都必须使用称谓，这是有礼貌、有教养的表现。而且亲属称谓还作为一种尊称，大量用于非亲属的交谈者身上，如称叔叔、伯伯、奶奶、阿姨，被认为是对对方的尊敬，表示关系的亲密。 重视长幼的宗法观念被移用到社会的人际关系，就变为等级观念。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提倡长幼有序、尊卑有序。所以人们对有官职的谈话对象历来有以职务相称的习惯，在古代这就被认为是敬称。在交际中为了抬高对方的地位，往往就压低自己，于是有了一批与敬称相对的谦称，如贵姓--敝姓、府上--寒舍、贤弟--愚弟、大作--拙作、高见--愚见、浅见。 其次，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强调人的社会性，强调社会、群体对个人的约束，不突出个人与个性，而强调群体。这也是与封建社会的宗法关系相连的，它与西方以自我为中心，强调独立的人格、个性，推崇个人的成就和荣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因为如此，中国人为了强调人际关系的亲密，常用亲属称谓来称呼非亲属的谈话者；中国人见面后常以对方的私人生活作为问候的内容，如见面问“吃了吗?”倒不是真正担心你会挨饿，仅仅是表示关心，表示亲热。 至于问你工资多少，多大年龄，有无对象，或有几个孩子一类的问题，在中国人看来也是密切人际关系，联络感情的表现，是所谓的东方式的人情味，而在西方人看来则似乎有了干涉别人“隐私权”的嫌疑。 汉民族对性和性别问题上的保守传统也造成了男女性别在言语交际中的用语差异。一般说来，男性用语比较直率、随便，女性用语比较含蓄、庄重。用与性有关的字眼骂人，在男性中的出现率远远超过女性。因为传统观念虽然也认为男性使用这些字眼并不文明，但似乎能得到普遍的谅解，而女性使用了就非常不成体统，似乎理所当然应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 【语言】 汉族的语言为汉语，使用汉字书写。汉语属汉藏语系，按学术界较常见的划分方法，可分北方方言（官话方言）、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闽语、粤语七大方言（有许多不同的划分方法，参见汉语方言词条）。近几年来不少学者认为广西的平话、山西的晋语应与其他七大方言并列。对汉语标准语的规定，汉族所在的不同地区各有不同，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定为标准官话（以官话区的北京话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语言，其称谓因所在地的不同而分别称为普通话、国语、华语），香港定位标准粤语（广州话）。中文的书写方式分别有繁体中文和简体中文。 此外，有的学者还将闽方言分为闽南话和闽北话。这些方言有各自的分布通行地域，每个方言内部又可再分区划片，从而构成了汉语方言复杂，南北互不相通的语言状态。尽管如此，由于汉字的高度统一，对汉族具有强大的内聚作用，所以，我们似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汉字，就没有汉族。 【建筑形式】 汉族由于分布地区广大，其传统住房因地区不同而有不同的样式。居住在华北平原的汉族，其传统住住房多为砖木结构的平房，院落多为四合院式，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居住在东北的汉族，其传统住房与华北基本相似，区别在墙壁和屋顶，那里的住房一般都很厚实，主要是为了保暖；居住在陕北的汉族，则根据黄土高原土层厚实、地下水位低的特点挖窑洞为住房，窑洞不仅冬暖夏凉，而且不占耕地面积；居住在南方的汉族，其传统住房以木建房为主，讲究飞檐重阁和律卯结构。由于南方各地习俗和自然条件不同，在住房建筑布局上也有差异。如丘陵山地的楼房依山而建，江浙水乡则注重前街后河，福建的土楼庞大而美观，苏州的楼阁小巧而秀丽。 无论南方还是北方的汉族，其传统民居的共同特点都是座北朝南，注重室内采光；以木梁承重，以砖、石、土砌护墙；以堂屋为中心，以雕梁画栋和装饰屋顶、檐口见长。 【饮食习惯】 主食 汉族主食以稻米、小麦为主，辅以蔬菜、肉食和豆制品，茶和酒是汉族的传统饮料。稻米的吃法以米饭为主，另有粥、米粉、米糕、汤圆、粽子、年糕等各种不同的食品；小麦则有馒头、面条、花卷、包子、饺子、馄饨、油条、春卷、炸糕、煎饼等吃法。汉族讲究并善于烹任，不同地区的汉族以炒、烧、煎、煮、蒸、烤和凉拌等烹饪方式，形成了不同的地方风味。汉族菜一般被分为的川、粤、闽、皖、鲁、湘、浙、苏等八大菜系。 饮茶 汉族人饮茶，据说始于神农时代，少说也有4700多年了。直到现在，中国汉族同胞还有民以茶代礼的风俗。汉族对茶的配制是多种多样的：有太湖的熏豆茶、苏州的香味茶、湖南的姜盐茶、成都的盖碗茶、台湾的冻顶茶、杭州的龙井茶、福建的乌龙茶等等。 汉族以粮食作物为主食，以各种动物食品、蔬菜作为副食的基本饮食结构。这与西方诸民族和中国藏、蒙等民族的饮食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差别。此外，在长期的民族发展中形成了一日三餐的饮食惯制。一日三餐中主食、菜肴、饮料的搭配方式，既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又因不同的地理气候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生产生活条件等原因，形成一系列的具体特点。 节日食品 节日食品是丰富多采的。它常常将丰富的营养成分，赏心悦目的艺术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巧妙地结合起来，成为比较典型的节日饮食文化。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用作祭祀的供品。在旧时代的宫廷、官府、宗族、家庭的特殊祭祀、庆典等仪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当代汉族的多数地区，这种现象早已结束，只在少数偏远地区或某些特定场合，还残存着一些象征性的活动。 二是供人们在节日食用的特定的食物制品。这是节日食品和食俗的主流。例如春节除夕，北方家家户户都有包饺子的习惯，而江南各地则盛行打年糕、吃年糕的习俗，另外，汉族许多地区过年的家宴中往往少不了鱼，象征“年年有余”。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千百年来传承不衰。中秋节的月饼，寓含了对人间亲族团圆和人事和谐的祝福。其他诸如开春时食用的春饼、春卷，正月十五的元宵，农历十二月初八吃腊八粥、寒食节的冷食，农历二月二日吃猪头、咬蚕豆、尝新节吃新谷，结婚喜庆中喝交杯酒，祝寿宴的寿桃、寿桃、寿糕等，都是节日习俗中的特殊的食品和具有特殊内涵的食俗。 饮食中的信仰、禁忌 汉族多在正月初一、二、三日忌生，即年节食物多于旧历年前煮熟，过节三天只需回锅。以为熟则顺，生则逆，因而有的地方在年前将一切准备齐备，过节三天间有不动刀剪之说。再如，河南某些地区以正月初三为谷子生日，这天忌食米饭，否则会导致谷子减产；过去在妇女生育期间的各种饮食禁忌较多。如汉族不少地区妇女怀孕期间忌食兔肉，认为吃了兔肉生的孩子会生兔唇；还有的地方禁食鲜姜，因为鲜姜外形多指，唯恐孩子手脚长出六指。过去汉族未生育的妇女，多忌食狗肉，认为狗肉不洁，而且食后容易招致难产等。 【服饰】 汉民族有自己悠久华美的服饰。在灿烂的服饰文化的背后，包含着原创、融合与冲突，变化很多种款式，但宽袍大袖的特点，虽经风雨也未改变。 汉族服饰的主流款式溯源可以追溯到黄帝，“垂拱而治”；将此款式发挥极致者，乃屈原，“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最终在汉朝，汉民族由于汉朝建立基本形成，其服饰的原始形态也定下来，主要是交领右衽，宽袍大袖。之后，其服饰历经演变，吸收了其他族的各种领制服饰，较大的改变是在唐朝，圆领的长衫引入，女装上也引入鲜卑胡风，基本脱离了单一服制；其次是清军入关，要求男子采用满族服制，虽有文人抗争，但很快被接受，交领服只被允许存在于戏子，僧侣道士中，并没有剃发时所引起的大规模反抗和流血冲突。经过清代的发展，汉族服饰长衫虽然是半交领，但在民间保持了汉族一贯的主流服饰特点，宽袍大袖，并由于多民族国家的原因，服饰种类增多，甚至脱离了汉民族原有的特点，如马褂，旗袍等，但这些服装的广为传播，成为汉民族的又一服饰形象。 最近流行的“汉服”，虽然在古代为了区别民族时用过，但从未形成过确定的概念。现在民间人士怀念交领服制，以流行概念”汉服”定义，意图恢复这种古老的服制。 【文化习俗】 汉族的文化丰富多彩，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开放虚怀、兼收并蓄，形成了齐鲁、中原、燕赵、关中、巴蜀、荆楚、吴越、岭南、滇黔、闽台、松辽、徽赣等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反映了汉族文化的多元性和多彩性。 汉族自古对各种宗教信仰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乐天知命(命自我立，福自己求)，和尊敬祖先(而不是祖先崇拜)是汉族的主要传统观念。历史上汉族人一部分信仰道教和佛教；后来天主教、基督教传入中国，又有一些人开始信仰这些宗教。几千年来，提倡以仁为中心，重视伦理教育，由孔子、孟子思想体系形成的儒家学说对汉族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传统节日】 节日名称 日期 说明 过大年/春节 阴历正月初一 俗称过年，传统上从岁末除夕、新年正月初一持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过年时，除夕要守夜，初一要拜年。) 清明节阳历四月五日 祭祖、扫墓 端午节 阴历五月初五 又称端阳节，主题：吃粽子 七夕节 阴历七月初七 又称星期，即中国爱情节、情侣节，神话传说中鹊桥相会之日 中元节 阴历七月十五 又称盂兰节，俗称七月半、鬼节，有祭祀灵魂等民间习俗 中秋节 阴历八月十五 举家团圆节，主题：赏月、吃月饼 重阳节 阴历九月初九 敬老节 汉族人口众多，习俗各异。如今男女婚嫁大都已移风易俗，采用简单而又热闹的婚礼。但在有些汉族地区的农村，传统的民俗至今仍然保存着。 汉族人民历来以简朴、富于创造精神著称。无论是在政治、军事、哲学、文学、史学、艺术诸方面，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汉族人民都创造了许多辉煌的业绩。 汉族历史上的经济是以农业为主，兼营家庭副业，是一种典型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汉族的农业生产在历史上素来发达，尤其以水利灌溉和精耕细作著称于世，汉族的手工业和各项科技在清朝之前也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的水平。 【“汉族”词考】 “汉族”一词的最早出现，就我看的材料，也有两种说法： 1，1903年出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韩景春，李毅夫两位研究，最早使用“汉族”一词的是黄遵宪，是在1903年的《驳革命书》中：“倡类族者，不愿汉族，鲜卑族，蒙古族之杂居共治，转不免受治于条顿民族，斯拉夫民族，拉丁民族之下也” 2，太平天国末年。有学者认为“汉族”族称的最早记载是在太平天国末年的侍王李世贤《致各国领事书》中，其实有“汉族”一词。 3，“中华民族”一词最早是由梁启超提出的，出现在1902年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齐” 4，“国族”一词的最早出现是1924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第一讲》中：“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 汉族是一个历史从未中断过的、历史悠久的民族。汉族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且既有主源又有支源。 炎黄集团是汉族的一个主源。在中国的原始社会末期，在黄河两岸中原地区崛起的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结成部落联盟后，为了争夺部落联盟首领的权位而酿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阪泉之战”，黄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称雄于中原。追本溯源，汉族世称“炎黄世胄”、“黄帝子孙”，其源盖出于此。其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民族--夏民族与黄帝部落有直接的族源关系，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更是明言夏民族与黄帝部落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其云：“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颛顼之孙也。”不仅如此，后来崛起的周民族与留居渭水流域的黄帝部落和炎黄部落也有着族源关系。如周民族的女祖，《诗·大雅·生民》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亦即《史记·周本纪》所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炎帝就是一个姜姓部落，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周民族的外祖世系就姓的炎帝部落。关于周民族的男祖，就是姜嫄所生的弃，《史记·周本纪》说：“封弃 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黄帝就是一个姬姓部落，这又明确地告诉我们周民族的祖父世系就是姬姓的黄帝部落。 正是因为炎黄集团与汉族有族源关系，如毛泽东、朱德在《祭黄帝文》中所说：“赫赫始祖，吾华肇造；渭衍社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毛泽东、朱德：《祭黄帝文》，《新中华报》1937年4月5日。）汉族世代尊黄帝为鼻祖，称之为“人文初祖”。至今位在陕西中部的黄陵县，传说为黄帝之墓的黄帝陵，在数万株千年古柏的簇拥中耸立在桥山上，成为汉族起源的象征。 东夷集团是汉族的另一个主源。在汉族起源的时代，与炎黄部落联盟并居黄河流域的是东夷。东夷集团主要分为蚩尤、帝俊、徐夷、莱夷和淮夷五大部分。他们的地理分布情况是：蚩尤部居今山东西南一带，帝俊部居今山东和河南交界的地区，莱夷居今山东东部地区，徐夷居今苏北淮河以北徐州一带，淮夷居今淮河以南的苏南、皖南地区。其间还有一些小的氏族或部落。从这个分布中可以看出东夷集团主要分布在包括淮河流域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 在汉族与东夷集团的族源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和帝俊部经过激烈的分化、互动和融合，在夏民族之后，也一举冲破了原始社会的网络，跨进了文明的大门，形成为商民族。《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就是说商原来是一个以鸟为图腾的部落，表明其与以鸟为图腾的蚩尤部的少昊部落有着血缘关系。《国语·鲁语》说：“商人礻帝舜”。又表明商与舜，即帝俊部有着血缘关系。《史记·殷本纪》所载：“殷契，母日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后之，因孕，生契。”把商部落与蚩尤部和帝俊部的关系糅到了一起。具体分析起来，就是说蚩尤部与商部落有母系血缘关系，帝俊部则与商部落有着父系血缘关系。商王朝是中国奴隶制发展时期，商民族是华夏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深远的渊源关系，决定了东夷集团是汉族又一个主源的历史地位。 不仅如此，在以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在周代曾不断反周的徐夷、淮夷以及地处僻远的莱夷，先后都无一例外地被卷进了春秋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潮流之中，整个的东夷集团几乎都成了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这种深厚的渊源关系，从另一个方面又决定了东夷集团是汉族又一个主源的历史地位。 苗蛮集团是汉族的一个支源。苗蛮是远古时代中国南方诸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泛称。它最早的活动范围在西北达丹江流域，川东及鄂、湘、赣、皖的沿长江流域，东抵淮河流域，集结在彭蠡(今鄱阳湖)和洞庭之间。 苗蛮集团与炎黄、东夷不同，它在向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一方面苗蛮集团的一部分成为后来的苗、瑶、畲等民族的祖先，至今苗、瑶、畲等民族中还盛传着关于盘瓠的传说。另一方面，苗蛮集团的某些氏族、部落，后来发展形成为楚民族，成为华夏民族的族源之一，从而成为汉族的支源之一。 百越集团是汉族的第二个支源。远古之时，中国南方的另一支土著--百越也早活跃于长江下游的东南沿海以及岭南一带。 百越集团的种类很多，史称“越有百种”。与苗蛮集团发展的情况一样，百越集团在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多元化的情况，其中的一部分在历史长期的发展中经过多次分化和聚合，逐步形成为中国南方壮侗语族中的壮族、傣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另一部分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融合于华夏民族，或同化于汉族，如于春秋战国时融合于华夏民族之中，而南越、东越、闽越则于西汉之时逐渐同化于汉族。 而百越集团中以其他一些部落或部落联盟，虽在三国魏晋以后发展演变为俚人、僚人，但经南北朝的民族大同化，俚人、僚人中的一部分也被同化于汉族之中，这个问题已涉及到汉族的发展问题，但仅此也可看出百越集团是汉族的又一支源。 戎、狄集团是汉族的第三个支源。戎、狄是中国古代典籍对中原之西、之北各氏族、部落的泛称。其实，戎、狄之称冠以方位，始见于西周，在此之前戎、狄是互通的。当时，中原西部和北部的氏族、部落主要分为三大集团，即狁、鬼方、羌方。 戎、狄与汉族的族源关系主要表现在远古的黄帝之时，白狄之先世狁就与黄帝有不可分之关系。相传黄帝在同炎帝作战之时，曾教练熊、罴、貔、貅、豸区、虎六个氏族或部落参加战斗，取得胜利。这六个以北方野兽为图腾的氏族或部落很可能就有属于狁的氏族或部落。因此，黄帝之时，可能就有部分狁的氏族或部落参加了黄帝部落联盟。相传为黄帝衣冠冢所在地的陕西黄陵县，正是狁出没的地方，此其一。其二，在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融合了羌方中重要的一支--姜部落。据《史记·周本纪》记载，传说周人先妣名姜嫄，是姜部落之女。《诗经·大雅·生民》中干脆把姜嫄当做了周人的始祖，古公亶父时姜与周建立了牢固的婚姻联盟，其后周王均娶姜女为后，直到周王朝末年。其三，在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融合之时，大部分戎、狄通过被晋、秦征服而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如秦与诸戎的关系十分密切，秦的先世本为戎人，因保平王东迁有功而复封。当时平王即对秦襄公宣布：“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史记·秦本纪》）。于是，从秦武公伐邽、冀戎开始，直到秦穆公“遂霸西戎”《后汉书·西羌传》。时止，秦之西的诸戎均融合于华夏民族在西方的主要支系--秦之中了，“自是中国无戎寇”。《后汉书·西羌传》。其四，汉族形成后，白狄之后裔匈奴，历经五六百年的历史，除北匈奴远遁以外，南匈奴全部被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同化的洪流所吞没，而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是戎狄仍有相当一部分。 以上所述，迫于军事压力而向更远的地域迁徙，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地理条件下，正如《后汉羽·西羌传》所说：“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后汉书·西羌传》。成为今日中国西南、西北藏族、羌族、彝族、纳西族、僳僳族、拉祜族、哈尼族等民族的族源之一。因此之故，戎、狄也仅是汉族的支源之一。 总之，历史上的炎黄、东夷是汉族的主源，而苗蛮、百越和戎狄是汉族的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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